【國立臺灣大學】配音諧擬的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一個戰後原運法律史的考察與批判（1945-2022）

2016年8月1日（臺灣原住民日）蔡英文總統向臺灣原住民族道歉，承諾要推動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與歷史正義。隔年，立法院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並依法設置獨立機關「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原運行動者、學者與立法者紛紛爭論《促轉條例》是否要包含原住民族轉型正義，開啟了「一起轉」與「分開轉」的立法論爭。與此同時，2017年原運發動傳統領域抗爭，反對〈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將傳統領域範圍排除私有地，進而以「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權利語彙展開法律動員。
留意的是，權利的形成與創造並非一夜發生，必須考察戰後原運的發展軌跡，藉由法律動員和權利構框的理論視野，才得以理解原運行動者的法律論述與權利語彙是在何種歷史脈絡和政治社會情境下推動。因此，本論文嘗試以戰後原運法律史的書寫文化去梳理戰後原運法律改革的動態發展，試圖反省戰後原運的主流歷史敘事，並以部落批判種族理論作為本論文的政治道德立場，批判性檢視遷佔者殖民主義的歷史位置。因而，戰後原運法律史所勾勒的法律景觀是殖民與抵抗的互動關係。換言之，法律雖是遷佔者政權用來壓迫原住民族的制度性工具，但同時也是原住民族得以對抗遷佔者殖民主義的資源與武器，因此戰後原運法律史既是一部殖民壓迫的法律史，也是解殖抵抗的法律史。
首先，本論文考察戰後威權體制的殖民結構，透過原住民族知識政治菁英的法律故事去描繪處於分散位置的零星行動者，以及正在形成中的原住民族社會關係網絡如何具備解殖抵抗的能量，甚至得以作為戰後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的延續，其中包含自治自決的想望、土地權利的追尋乃至於原住民族主體性的追求。然而，戰後「原住民族權利」的解殖構框在其法律動員過程中，卻受到「多元文化憲政秩序」的影響，並徹底改變原住民族法律改革的面貌。從原住民族憲法運動到原住民族權利法制化的發展來看，不論是多元文化主義的法律改革，還是法律多元主義的習慣法追尋，原住民族仍須受限於「多元文化憲政秩序」之中。
另一方面，本論文同步探索「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作為一種策略性權利構框的發展與意義。從民間社會、立法場域、學術社群到官方實踐的考察中，本文主張「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之於「（後獨裁）轉型正義」是一種配音諧擬的權利競逐關係，這樣的關係是一種粗略複製的模仿、類比與挑戰。前者是剷除殖民主義以實踐原住民族的解殖願景；後者是處理威權主義以維繫「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申言之，追求「解殖民」的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與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後獨裁）轉型正義存在著類似的論述結構：「還原歷史真相、促進族群／社會和解」，只是兩者對於「轉型」與「正義」有不同的詮釋批判與制度實踐。
然而，不論是「原住民族權利」還是「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解殖實踐，都無法輕易擺脫遷佔者殖民主義。本文以戰後原運法律史的分析視角指出，「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作為戰後「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的延續，其權利構框的轉向是利用法律與政治機會結構突破遷佔者殖民主義的限制。但是，遷佔者政權卻反而透過「多元文化憲政秩序」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憲法語境進行自我超越的伎倆，分別解消「原住民族權利」與「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解殖性格，進而將遷佔者殖民主義透過轉化而保存的方式存於臺灣的憲政體制之中。
因此，為了走出「原住民族轉型正義」面臨的困境，本論文試圖透過部落批判種族理論的法律反省與差異政治的思考，嘗試建構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理論關懷。就「轉型」而言，必須留意臺灣轉型正義的重層複合結構，並同時揭露遷佔者殖民主義的治理邏輯；關於「正義」，則必須留意多元交織性與剷除特權的重要性，並批判（後獨裁）轉型正義的自由主義性格與羅爾斯式的分配正義觀，以開展差異化的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