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高齡勞工就業權益與保障之研究

人類終究是一種動物，脫離不了所謂「老化」的「生物變化原則」，自然而然也衍生出錯綜複雜的老人問題，特別是老人基本人權保障的問題。近半世紀來，世界人口年齡組群版塊移動產生莫大的轉變，老人族群增加至為明顯且速度頗為驚人。國際社會也開始重點關注高齡者人權，從聯合國透過推動下所制定的「世界人權宣言」、「兩公約」「老齡問題維也納國際行動計劃」、「老齡問題宣言」、「聯合國老年人原則」。以及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第102號「社會安全最低基準」公約、第128號「失能、老年與遺屬給付」公約、第162號「老年勞工」的建議書、第166號「工作終止」的建議書。
前揭公約、宣言、決議對高齡人權提出的相關主張、原則、標準規範及主流觀點，可以揆之目前高齡化問題的概況，已從過去將高齡者視為依賴者和福利、服務的接受者，而將之排除於工作及社會生活之外，轉變成從人權的思考觀點將高齡者作為權利的主體，足見高齡人權已成為特定人權議題，受到先進國家之重視。從「老有所為」、「老有所用」概念，強調許多科學研究已否定「年老必衰」、「每況愈下」的陳舊觀念。對於高齡者就業不僅應避免以年齡為由的歧視，更應致力協助其就業、再教育或訓練及職業指導的機會，提升自身的就業能力，達到最佳潛能之開發，繼續對經濟和社會作出貢獻。有了穩建的經濟能力，方能活的更獨立、更自我、更有尊嚴。
爰此，在高齡與少子化的雙重夾擊之下，我國高齡者就業的需求、權益實不應一再地被漠視。在2018年底，我國65歲以上人口有為343萬3,517人，較10年前增加逾103萬1千餘人。但勞動參與率自2008年起至2017年止，10年間變動幅度小於1個百分點，約在7.93%至8.78%之間且都低於10%（遠低於韓國的31.5%、新加坡的26.8%、以及日本的23.5%），高齡就業人數只有27萬2千餘人左右。如此偏低的勞參率，與1111人力銀行2015年的調查指出，有高達8成6的上班族退休後仍想繼續工作，調查結果與實際勞參率狀況大相逕庭。惟低勞參率並非代表高齡者參與勞動的「意願」低落，極有可能因就業機會不足致使退休離開就業市場，亦即是高齡勞動力的需求（工作機會）不足。
又勞參率低落原因除了勞工個人的選擇自由外，傳統社會文化觀念的束縛、雇主統計上的歧視、產業結構轉型加上偏頗的高齡教育及職業訓練觀念，致就業能力不足，出現所謂“失業與職位空缺”並存的現象，皆是阻礙高齡勞工在工作維持、轉業與再就業的重要因素。此外，也與勞基法強制退休與社會保險規範有關係。我國現行勞工及社會法令上皆是以65歲作為規範保障上限，就業安全法制所推行的促進就業措施皆以65歲以下為適用對象，以致對65歲以上高齡者並未有保障，凡此種種使高齡就業出現不利的誘因與裂縫。
為此，本文就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就業服務法、職業訓練法等法制條文，逐一檢視是否符合國際高齡就業人權規範標準後，發現不利高齡工作維持、再就業的有：(1)勞基法缺乏均等待遇明文規範，造成高齡勞工工作平等上的差別待遇、(2)勞基法限齡退休制度不適用於目前高齡勞工之預期壽命、(3)勞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法定有強制加保年齡上限，忽視並排除高齡勞工，衍生保險給付的漏洞、(4)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對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之差別待遇，不利我國高齡人力的運用、(5)就業服務法安全法制未明確定義高齡者，致未納入就業服務特定協助之對象、(6)職業訓練法未訂定有關高齡者再就業職業訓練之條文，無法有效解決高齡就業力不足問題。對此，本文針對上述不利高齡就業之相關法制條文，以國際公約作為保障高齡就業相法制之規範基礎，提出法制改進之建議，作為建構高齡友善職場，達到高齡勞動者就業保護、穩定就業與發展經濟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