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如玉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影片資料》
中文片名：在黑暗中漫舞
英文片名：Dancer in the Dark
導 演：拉斯提馮爾
演 員：碧玉、薩馬克巴爾、凱瑟琳丹妮芙
出品年 ：2000
乍看《在黑暗中漫舞》（Dancer in the Dark），會訝異於悲劇與歌舞劇的結合－－歌舞片不該是happy ending嗎？或者，像《紅磨坊》、《芝加哥》那樣，豪華的佈景加上電腦特效，足以營造出華美絕倫的場景，再不然，最起碼要有聲勢壯闊的管絃樂團伴奏的好萊塢式悠揚旋律？
表面單調、實則複雜的節奏、奇特的配樂是這部影片的聲音界域（vocal horizon），而且，這全都出自想像。因為，主角是一位瀕臨全盲的女工。在她單調無趣、日復一日的平凡生活中，唯一的樂趣是在工作的時候，把機器敲捶運轉的「噪音」化為「樂音」，在生活最塵俗平庸之處，找到細微的快樂－－心靈的自由是任何外在事物都無法剝奪的，這點堅持，直到她上絞刑台都始終執著。
《劇情簡介》
故事情節相當簡單：Selma帶著12歲的兒子從捷克偷渡到美國，但是在這片新大陸上，她並沒有享受到資本主義的富足，幾近盲人的她隱瞞眼睛每況愈下的事實，在地下工廠做工，努力存錢，她期待在兒子的眼睛開始病變（遺傳疾病）之前，來得及讓他開刀，免於和她一樣的命運。在如此貧乏的生活裡，Selma最大的快樂在於從週遭的各種聲音擷取韻律與節奏，在幾近黑暗的世界裡編織華美的景緻－－舞蹈、音樂、歌唱。
然而房東Bill－－一位警察、人民的保母、社會的中堅－－發現了她幾乎全盲的事實，迫於財務拮据，房東偷走Selma的積蓄。但是兒子開刀在即，Selma在情急之下槍殺了房東，奪回她的積蓄，在最後一刻把兒子送到醫院，束手就擒。
Selma把所有的積蓄付給醫院，因此沒有錢請一位真心為她辯護的律師，陪審團並不同情Selma，因為她殺害了一向善待她的房東－－一位照顧偷渡犯、讓她們母子不致流落街頭的好警察！因此她被判絞刑。在執行死刑的當天，除了兩位同事流淚送她，其他人都坐在絞刑架下唾罵、詛咒她。
從牢房走向絞刑台的途中，Selma忽然失去全身的力氣，或許她知道生命仍是如此可貴－－但卻難以駕馭。但是當她站上絞刑台，樂音又在她耳邊響起，不顧台下眾生的唾罵或淚水，她大聲的唱起歌來，直到腳下的木板落下，生命的絕響才嘎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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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漫舞》的主旋律是單純而素樸的人道關懷，引導著觀眾進入一個所謂「底層階級」（underclass）女工的心靈，然而它歌詠的是：再平凡、再卑微的生命都追尋自主與自由！雖然大自然對生命展開層層限制－－基因決定的外貌、血型、性別、健康、疾病……；社會對個人也有重重桎梏－－階級、社會地位、國籍、出身、收入……然而，生命的本質是奔放自由，被壓抑的生命要掙脫來自生物或社會的枷鎖，追尋夢想－－無論那是多麼遙不可及、或是微弱渺小。
然而生物性與社會性的束縛並不容易擺脫，或許正如沙特（Jean-Paul Sartre）所說「他人即地獄」（the hell is the others） ，他人就是社會傳統、習俗規約，群體生活就意謂著按照他人的遊戲規則過活。劇中Selma離開戰亂的捷克祖國，前進新大陸，在這個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度，生存競爭有另一套規矩；她想為兒子開創新生，就必須付出代價，而那可能是自由、健康、友誼、甚至生命。因此，想要掙脫這重重疊疊的限制並不容易－－好不容易跳脫國籍限制、又面臨階級問題；解決階級問題、還有無數歧見與刻板印象的框框－－性別、殘障、貧窮……生命總是充滿陷阱，過了一個難關，又有一道門檻，傅科（Michel Foucault）不就說「萬事皆危」（everything is dangerous ）嗎？
生命充滿危機、束縛、限制……彷彿是存在主義宣告生命荒謬的翻版，不過沙特也曾說「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人要在超越自我以外的範圍才存在……人要重新發現自己。 」除了宣示荒謬，生命的本質在於重新發現自己，因此要不斷去挑戰限制、挑戰壓迫，因此生命除了在存有學上形成追究、質疑與行動以外，更具有倫理政治學的意義－－人權－－怎樣營造一個更公平合理的社會，讓弱勢者得以從生物限制與社會不利的束縛中釋放出來？因為，許多生物限制與社會不義是個人抉擇與行動無法突破的。那正是隱藏《在黑暗中漫舞》人道主奏背後的附歌：編導運用集各種弱勢因素於一身的Selma，提出性別、族群、國籍、階級、身障、死刑存廢等人權議題，每一首附歌都是一個人權問題：
像Selma那樣有先天遺傳性疾病者，有沒有生育下一代的權利？但是誰有權利決定Selma可不可生育子女？或者說，誰有權利決定下一代的命運？父母？國家？或者只有自己？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是，富裕的人總是能聘請昂貴而優秀的律師為自己爭取權利，貧窮者卻可能因為無力負擔而成為草率司法下的犧牲者。如何才能促進真正平等的法治、執法與司法？
生命若是無價，為何醫療有價？而且貴賤有別？如果國家應負擔人民的醫療費用，哪些屬於、哪些不屬於合理給付範圍？
人權與人性尊嚴既然不因人而異，為什麼職業、性別、社會地位、階級、國籍、族群、語言總是影響著我們對人的觀感與評價？
Selma真的該判死刑嗎？但是，如何執法才能「還」被害者「公道」？「死刑」是否真的是人世間適當的刑罰？或許死刑在某方面滿足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要求，但是剝奪生命既然是一種無可挽回的暴行，施以死刑也就是還以暴力，換言之，公平就是「以暴制暴」嗎？
一個重視社會正義與公平的政府是否應給予身障者適當照顧？但是，「適當」的範圍何在？包不包括非本國人、甚至偷渡者？然而，對於守法良民與納稅人而言，社會福利若涵括非本國人，是否公平？然而，為了更深刻的人道理想著想，將國家社會福利的實踐範圍含括到非本國人的難民似乎是合理的，但是，難民又如何界定？人數多寡有無影響？福利內容應包括什麼？
無數疑問接踵而至，然而並無立即與確切的答案。這揭露了人權問題的困難－－如同生命本質，不斷在戰戰兢兢中度過，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曾說「就這麼危險的活下去」（live dangerously） ，然而這並不意謂著把這些疑團拋諸腦後，或讓像Selma那樣的人繼續獨自掙扎。不，「危險的活」意謂著：只要活著，兩難與挑戰沒有終結的一天。生活中所遭遇的人權問題亦然，但正因為問題永無止盡，我們更要保持關懷與反思的靈敏，不斷去探測問題、追尋答案，雖然每次我們所獲得的解答都只是暫時可行的（available），而不見得是真理，但是更多的發問、探測與追尋正是逼近真理之途－－或者說－－導向人道關懷。我們渴望Selma唱的不是孤獨的人權輓歌，而是人道共鳴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