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宜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博士生）
人的價值不會隨著他人評價而改變，那麼即使生了病，還是擁有原來的價值嗎？
看完「潛水鐘與蝴蝶」（Le scaphandre et le papillon）這部榮獲2007坎城最佳導演獎、全球獎最佳外語片、改編自法國小說的電影，將讓我們對人權與價值有更深的體悟，而且是切身地從主角的立場與視野去看世界，因為導演使用「主觀鏡頭」的方式拍攝，讓觀眾從主角的左眼看到訪客對待他的模樣與談話，從主角第一人稱的內心對白，以及不時穿插潛水鐘囚禁靈魂和蝴蝶心靈釋放的畫面，都能感受出其對於病情的絕望與不自由的感受，還有那些模糊、片段，嘲弄這個世界的話語。
這部電影描述前ELLE時尚雜誌總編輯Jean-Dominique Bauby的真實故事，他用僅剩的左眼寫成書，後來被搬上大螢幕。Bauby本是一個開朗、健談、喜歡旅行講究美食和生活的人，他才情俊逸，處處受人重視與歡迎，但在1995年底，44歲的鮑比突然腦幹中風，全身癱瘓，不能言語．只剩下左眼還能眨動，半年後，經由語言治療師發明的字母表達，Bauby可以藉由左眼皮眨一下代表是、兩下代表不是的方式，一個一個字母拼湊成一個字句再連貫成一段文句，甚至是一整篇文章。於是，他以這種最笨也最聰明的方式，寫下28篇短文，雖然只是薄薄的100多頁，卻是嘔心瀝血、血淚交織而成的纏綿之書，Bauby以「潛水鐘與蝴蝶」為書命名，「潛水鐘」喻指生命被形體所困禁，彷彿罩著潛水鐘的身軀動彈不得；「蝴蝶」則隱喻生命在想像中能像蝴蝶四處飄飛，仍具有自由的本質。
事實上，當Bauby學會「拼字母」表達後的第一句，卻是「我想死」…那是他當時唯一的想法。當然，沒有人願意去執行他的指令，包括想看哪一個電視節目，想做什麼事情，都無法如意。一位無法表達的病人，其實人權常常被剝奪的，包括被推到教堂聽取祈禱，被迫接受相反的翻譯。連生病中最愉悅的洗澡，都需要一群人七手八腳的協助。的確，生病的感覺，旁觀者是很難體會的，不過從影片中，讓我們看到法國對待生命的態度，其設備齊全，照顧者很多，可以讓這類患者繼續在人性化的復健環境裡延長生命。歐洲國家提供完全的醫療照顧給形體殘缺的病人，對於任一生命，只要有一線生機（即使該人對社會已無現實生產利用價值），仍不輕言放棄。讓全身癱瘓、患有閉鎖症候群的Bauby，得以用僅剩的功能來告訴世人，關於他的價值以及存在的意義，還有無限詮釋對生命的不捨。他找到一個很好的譬喻來描述自己聽得到、看得到外在一切卻完全無法移動身軀、無法說出自己想法的存在狀態、就像被禁錮在潛水鐘裡的人；他清楚自己還有「想像力與記憶力」並未癱瘓，因此以自主意志呈現「他身如潛水鐘般不自由，想像力卻如蝴蝶般美麗」這樣的文字，要留給孩子一些回憶，為突然嘎然而止的生命寫下註解。
自從聯合國1995年提出「人權教育十年」，人權教育的目標已被概括定為人權文化。人權教育正是價值體系的革命，如果一個人接受了人權觀念，他必然是一個具自尊心、對自己有信心、開放、有活力的個人，但同時也會關切他人處境、關懷弱勢族群與自然環境。而「潛水鐘與蝴蝶」這部電影，除了喚起我們尊重個體生命，也得以深思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若一個人空有身軀而毫無思想，空有腦袋而不知學習，那麼生命之於他，又有何意義？其實，我們每個人的心理健康，便取決於對生命意義的領悟，以及選擇自己生活的方式。只不過，人權教育在於先關心與確保個人權利，讓我們得以有能力追求個人的心靈修養。以Bauby來說，在遭遇變故後全身癱瘓，即使全身只剩左眼能眨動，醫療團體卻積極助其發展，利用左眼眼皮眨動功能，來保持其和外界能有所溝通，傳達彼此訊息，甚至還能進一步出書影響人。至少透過此書，也讓我們學習到所謂「準植物人」的照顧方面、對人性的了解，以及生命意義的探索，能有更多瞭解及反省空間，形體殘缺者仍具有其生命及思想上的尊嚴，值得台灣借鏡。
參考資料
1998，人權教育手冊，Graham Pike & David Selby著，余伯泉、蕭阿勤譯，台北：遠流。
2008，潛水鐘與蝴蝶，Julian Schnabel導演，音像藝術教育活動「fun心影展」播映，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南海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