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景欽(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影片資料》
片 名： 盧安達飯店
導 演： 泰瑞喬治 (Terry George)
演 員： 唐其鐸 (Don Cheadle) 、蘇菲歐克妮多 (Sophie Okonedo) 、
瓦昆菲尼克斯 (Joaquin Phoenix) 、尼克諾特 (Nick Nolte)
發行時間：二００五年
一、令人驚悚的盧安達種族屠殺
一九九四年，盧安達境內佔多數的胡圖族（ Hutu ），在執政者有意識的煽動下，開始屠殺少數族群圖西族（ Tutsi ），屠殺對象無分男女老幼，在長達百天的屠殺期間，在此期間，國際社會是冷漠的，在無任何外力干涉下，胡圖族民兵總共殺戮了百萬人的生命，並造成數十萬的難民，事件最終的解決，竟然是由圖西族所組成的人民陣線，推翻胡圖族的政權而結束，但卻也因此造成大量的胡圖族難民。對於此類種族屠殺事件，雖非新鮮事，但是在二一世紀的今天，國際社會對於此類事件的處理態度，是否還是與十九、二十世紀相同，總是以袖手旁觀的態度面對，還是有更好的面對方式呢？
在今年年初，台灣總算引進一部描述盧安達事件的影片，筆者就從這部影片開始，來討論一下國際人權保護的新趨勢，即國際刑事法院的成立。
二、關於盧安達飯店
在盧安達事件發生十數年後，總算有一部描述這段歷史的電影出現，就如同此部電影中的某段對話所述，因為發生的地點是在盧安達，不是在科威特，所以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強權，根本不會理會這個地區所發生的事，也因此，這不電影的出現，不僅難得，也突顯了全球化時代，位於邊陲國家的悲哀，所以這部電影的出現，實屬難得。
而這部電影取材自真實故事，原本就一般觀眾的期待，會以為電影中會出現大量的屠殺與血腥場面，但如果觀看過此部電影後，卻會發覺此類場景並不多，但看完後卻讓人毛骨悚然，因為在整部片中，以盧安達的一家觀光飯店為主要場景，原本是外國人才有錢進入的旅館，在大屠殺期間，由於外國人紛紛撤走，此飯店卻因此湧進大批避難的圖西族人，影片前半段，集中於白人紛紛離去，黑人不斷湧入飯店的場景，很明顯導演欲利用此情景，描述身為非洲人的無奈。而後半段則是描述飯店難民欲逃至反叛軍所控制的區域，而在此期間，觀眾可以看到滿街的屍體，以及到處拿刀槍叫囂的胡圖民兵，沿街查身份證，並當場處決的場景，雖然導演直接拍攝血腥屠殺的場景不多，但這種利用隱晦的手法所製造出的場景，看完反而比看到血腥屠殺的場景更驚悚 1。而整個飯店難民之所以得以活命，其關鍵正是身為男主角，即飯店經理身上。
此片的男主角為飯店的經理，在整個盧安達社會，應屬於高社經地位者，但也因此卻充滿角色的矛盾。首先是，此家飯店乃由比利時人所開設，男主角是飯店中唯一的黑人主管，在某種程度，此家飯店正象徵殖民時代的殘留。其次，男主角身為外國飯店的高階經理人才，除了有機會接觸外國人，尤其歐洲來的白人，因此也成為外國人與盧安達社會間的媒介，也代表可以與西方人士取得聯繫，因此也成為盧安達高級官員極欲認拉攏或者索取西方奢侈品的對象，男主角即必須遊走於這些人際網路之間，而不斷討好外國人與行賄高級官員，這些行為雖可能令人不齒，但卻成為男主角在屠殺期間得以保護那麼多人生命的關鍵。最後，可能也是最具衝突性的角色，就是身為胡圖族的男主角，娶了一位圖西族的老婆，而生下了混有兩族血統的小孩，雖然不能說男主角若非具有此種身份，即不會營救胡圖族人，但此角色卻具有決定性的關鍵地位。
原本男主角只為保護家人，所以將其家人接入飯店，但隨著進入飯店的人數不斷增加，男主角成了飯店難民的支柱，而諷刺的是，男主角之所以能夠使飯店成為庇護所，正是在於其平時與外國人及官方，不斷的以賄賂方式所取得的結果。而原本男主角所期待的外國勢力介入，隨著聯合國部隊只保護外國人的撤僑行動，而逐漸落空，男在最後一批外國人撤走時，聯合國部隊攔阻湧進的黑人上車，男主角望著此種場景，觀眾可以清楚感受男主角內心的無奈與無助，而不得落下眼淚。雖然此部片子是在描述屠殺，但就筆者感覺，更像是在描述男主角的多重角色的衝突，以及因此衝突所產生的無奈與無助，但是男主角採取的因應方式，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以更積極的態度面對，這也是此部悲慘的片子中，觀眾所能感受人性最光明的一面，但是男主角畢竟只是個小老百姓，其所能拯救的人命畢竟有限，則在此次事件後，到底國際社會採取什麼行動，以因應此類事件？以下即介紹一個新型態的國際人權保護機構。
三、人權保障的國際化 — 國際刑事法院
（一）國際刑事法院的前身
在整個一九九０年代初，所發生的南斯拉夫與盧安達內戰衝突中，皆發生種族大屠殺的情況，在種族衝突期間，國際社會所能給予的干涉與援助皆相當有限，而為了防止此類事件不斷重演，因此聯合國先後成立的兩個特別的刑事法院，即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與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分別簡稱為 ICTR 與 ICTY 。
原本在二次大戰後，聯合國為了追究戰爭責任及種族暴行，而成立紐倫堡與東京兩個軍事法院，並期待藉由此兩個法院的建立，而逐步達成常設性國際刑事法庭的目的，但此種構想一直未能實現，而在一九九０年代所出現的種族屠殺後，因此而成立的兩個特別法庭，才催生了常設性的國際刑事法庭。
（二）成立國際刑事法庭的原因
一般而言，在追訴種族犯行或戰爭犯罪時，常會面臨以下困難：
• 犯行者往往為國家的主政者，因此當發生暴行時，不僅無法阻止犯行繼續發生，同時在事後的刑事訴追，也因主政者在掌握國家資源下，而無法有效進行，除非此主政者被迫下台。
• 在此類犯行中，往往由主政者，藉由法律或命令，以下令由下級公務員執行，由於此種命令的傳達可能是逐級而下，因此必然會造成，此類犯行於事後被訴追，上位者必然辯稱其無直接下手，而下位者稱其乃依據法律或命令的矛盾中。
所以在此類犯行的事後追訴來說，若必須依賴內國法院根據內國法而為審判，恐無期待可能，除非此國家出現政權移轉，所以在此種困境下，突顯出國際刑事法院常設化的必要性。
（三）國際刑事法院的法源依據
一九九八年七月，為解決關於國際犯罪之問題，於世界百多個國家於羅馬簽訂羅馬條約，除了明訂國際犯罪的內涵外，更因此於海牙設立常設的國際刑事法庭（ ICC ），以作為審判機構，這個條約的出現，象徵人權價值的普世性，同時也彰顯國際正義存在的必要性。
於羅馬規約屬於程序規範，所以關於實體規定反屬於配角，雖然如此，在羅馬歸約第五條也將國際犯罪分為以下將述的三大 類型，這些類型被稱為條約犯罪（ treaty crimes ） 2，之所以有如此稱呼，乃因其依據二次大戰以來，有關大量的種族屠殺或戰爭犯罪而來，同時以此稱呼也可用以與某些新類型的國際犯罪，如洗錢、毒品走私等為區別。
（四）規範對象
國際刑事法院所處罰的對象是個人，而非國家，畢竟觸犯國際刑法者，必然為自然人，而非抽象的法人組織，雖然在羅馬規約制訂的討論過程中，不少代表希望將處罰對象擴及於法人，但即便在國內刑法，普遍對於法人的處罰也乏規定下，此建議亦作罷 3。
雖然確立了個人責任原則，但是在國際犯罪的處罰會面臨一個問題，即處罰對象到底是執行者、還是幕後的指揮者？由於國際犯罪的三種類型，幾乎不可能由一人單獨完成，而是經由組織，甚或是國家機器所完成，而此種犯罪結構，乃由上級下命，而由低階層的聽命者為執行，若採對於正犯的概念採取狹隘的觀點，勢必無法對於下命者為訴追，此時是否能以教唆犯為之恐也成問題，因教唆犯必須針對具體事實為教唆，國際犯罪可能只是依據法律或命令為執行，是否合致，恐生疑問，所以羅馬規約採取特別的立法方式為解決。
在國際犯罪的場合，由於集體與組織性，下級執行者可能只是依據法律或命令而為執行，所以處於上階層者，往往無法以教唆犯加以處罰，所以針對此問題，發展出所謂組織支配（ Organisationsherrschalt ），此理論所強調的是一種新型態的間接正犯，一種利用權力體制所夠成的間接正犯，即就下階層而言，其僅是工具，具有可替代性，上位者才是正犯，但此是否代表處罰對象僅應包括上位的決策者？
就實施直接執行犯罪者而言，只要具有故意且實施行為，構成要件合致應無疑問，惟下位執行者其並無決策權，且若其不執行，很可能面臨死亡的威脅，所以依據羅馬規約第三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行為人可以緊急避難為阻卻違法。而就指揮者而言，其是否該受處罰，依據規約第二八條的規定，以其是否對於執行者是否能為有效控制為主，單純的知悉犯罪執行並未達於處罰程度。
（五）困境
冷戰結束後，蘇聯瓦解，美國成為世界獨強，其無須再利用圍堵政策，而是傾向於以單邊主義的方式來解決國際紛爭，ＩＣＣ的成立，反而阻礙了美國的這種行為模式，因某些反美國家，正可利用此機構來對美國的軍事行動採取法律途徑，就美國而言，無疑的是一種挑戰，所以美國一直希望羅馬規約有一排除條款，以防止美國人因此受到審判，惟此違反平等原則，根本不可能如此規定，不過，羅馬規約最後仍採折衷方案，即國際管轄之行使，只有在國家管轄權無法針對國際犯罪為訴追時，才可行使，即國際管轄只具有補充性，惟美國仍無法接受。而在美國之外，對於此類議題具有高度敏感性的中國、以色列等國，也採取反對的態度，自然也未簽署。
由於美國、中國兩大強權皆未參與，使得羅馬規約的實效性在缺乏強權支持下，將面臨嚴苛的考驗，就在一九九八年七月各國簽署規約，在同年八月，美國在未有安理會授權下，以飛彈攻擊蘇丹境內的製藥廠，柯林頓政府認為，此製藥廠乃為賓拉登所資助，用以生產化學武器，事件發生後，蘇丹政府馬上根據羅馬規約，向安理會，提出包括柯林頓在內的美國官員之控訴，很顯然的，這個紛爭正考驗羅馬規約的理想是否能落實。
美國之所以未簽署，除了國家主權的堅持外，即使害怕美國官員或軍人可能因此受到審判，且給予反美國家一個反撲的機會，這些思考完全應驗於蘇丹事件中，而在羅馬規約的第一二條，也為了防止未簽約國規避國際刑法，故規定只要紛爭國之一屬於簽約國之一，即有管轄權，此規範目的也同樣於蘇丹事件中應驗，惟此規範立意良善，但卻無法達成其實效性，甚而在一九九九年，柯林頓還簽署了一項避免美國人受到國際法院審判的保護法案，更使羅馬規約在一開始即面臨嚴格挑戰。
四、歷史一再重演
雖然在二一世紀現今，已有國際刑事法院的成立，但不代表此類事件已獲得解決，當筆者看到以色列轟炸黎巴嫩的場景，彷彿所謂盧安達飯店場景轉換，而成為貝魯特飯店，聯合國在強權國家有意識的拖延談判下，顯然也是束手無策，盧安達飯店中男主角對於西方國家介入調停的期待落空，所產生的無力與無助，想必也發生在所有黎巴嫩人身上。
附註：
1、這就好像希區考克的電影，直接的殺人畫面並不多見，但是其營造的恐怖氣氛，非一般恐怖片所能比，盧安達飯店也具有類似效果。
2 、William Schabas,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ial court,London ： Cambridge ,2004,2ed.,p26.
3、此處的法人，除了國家之外，可能也包括涉及國際刑法的組織，尤其是政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