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木材
2005年的十月，我來到了亞洲最大的紀錄片影展：「日本山形影展」（YIDFF）。這個影展被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視為重要之地，原因不僅在於規模，而是源自於日本已逝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始終以人為本的紀錄片拍攝理念：「紀錄片，是由拍者與被拍攝者共同完成的世界。」
小川紳介的理念，其實也就是所謂「人權」的觀念。在影展裡，人權不只被工作人員徹底的實踐於待客之道中，其實就連山形影展的選片風格，也強調著「人」的重要性。像是該年獲得了「社會電影獎」（Community Cinema Award）的紀錄片《達爾文的夢魘》（Darwin's Nightmare），就是山形影展的特色最好的體現。
《達爾文的夢魘》以非洲的西坦尚尼亞（Western Tanzania）為背景。故事的開頭，以一個機場塔台人員的工作情形作為鋪陳。他一手拿著麥克風聯絡飛機，另一手拿著蒼蠅拍用力揮舞。原來，那些來來去去的飛機，其實象徵著外來者的掠奪，是這塊土地揮之不去的悲慘命運。
西坦尚尼亞擁有著全世界最大的淡水湖「維多利亞湖」（Lake Victoria）。在60年代時有人將一種尼羅臚魚引進湖中，自此攪亂了湖中的生態。這種魚性格兇殘，體積龐大，繁殖迅速，幾乎吃光了湖中所有其他生物。而歐洲漁獲公司看準這一點，在當地設立工廠，專門捕捉尼羅臚魚，將最好的肉質部位切割後運回國內販賣。
對此，我心生懷疑，認為表面的粗劣推論並不足以說服觀眾。但緊接著鏡頭來到湖邊，沙灘上陳列著成百上千的魚骨、魚頭，生蟲長蛆，蒼蠅四處飛著。攝影機居然還向前進，一腳踩進那些魚骨發出「嘎嘎」的聲響。放眼望去，有幾個黑人在這種環境下工作，並說道：「這些魚骨是我們的食物」。
身在觀眾席上的我睜大眼睛，喘著大氣，幾乎要尖叫了。影片中還有更多殘酷不忍的影像，但導演Hubert Sauper不自滿於此，耐住性子，他要追尋這些事物背後真正的核心。於是先後拜訪了機場塔台人員、街頭流浪的孩童、妓女、守衛軍人、湖泊、解剖魚工廠（工作人員）、漁獲公司、飛機駕駛。在這看似散亂的結構中，卻環環相扣，牽引出可怕的惡夢。
影片進行到尾聲時，導演訪問了一個飛機駕駛，駕駛說道：「聖誕節時，歐洲小孩的禮物是葡萄（非洲的農產品）；而非洲小孩的禮物是槍（因非洲內戰）。但我不知道我能做什麼（改變什麼）…。」
一切的問題與關聯性似乎迎刃而解，這不就是達爾文所提出的「進化論」、「適者生存」、「食物鏈」嗎？只是沒想到，將理論套用到第三世界的非洲上，竟然如此可悲與不公義。就如同《達爾文的夢魘》海報所示的那般精確，大魚、魚骨、槍枝。原來，達爾文的惡夢早已開始許久。
影片播畢後，現場滿滿的都是掌聲，直到導演出席掌聲才停止。《達爾文的夢魘》的影片結構完整，巨大沉重的結構性問題的背後黑手在經過層層論證後顯得無所遁形。
蹲點跟拍常是紀錄片拍攝時奉行的準則之一，但那畢竟僅限於捕捉現實表象。紀錄片真正能鞭辟入裡的關鍵在於「態度」。在《達爾文的夢魘》中，那種鍥而不捨的追蹤，甚至是利用攝影機直接逼視某些罪行，皆使得此片能穿透表象，直指核心。它示範了紀錄片不只是純粹紀錄，也可以是一種研究推論，自身實踐，展現了紀錄片美學觀的多元性。
在台灣雖然也曾有相當類似題材的電影登上院線，分別是以非洲為背景探討軍火問題的《軍火之王》（Lord Of War），和醫療問題的《疑雲殺機》（Constant Gardener）。但相較之下，紀錄片裡的影像力量，遠比這些「擬真」的劇情片來的更加撼人與直接。
我很慶幸，這些影片讓我深深思考了「人」之所以「人」的意義，以及其應有的尊嚴和權利。人的基本權益，是不應該因為任何利益，而被出賣、瓜分或犧牲的。關乎人權的這一切思索，《達爾文的夢魘》皆給了我偉大的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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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山形影展所頒發給「社會電影獎」，不是只給獎金證書如此而已。這個獎項提供日幣三百萬作為該片在日本放映的基金。換句話說，獎金的用途要讓更多觀眾能看見此片，並讓影片能發揮更多社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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