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采薇（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三年級）
在今年的三月三十一號，也就是日本福島核災滿一周年的日子，我參加了台北場的「核電歸零」反核大遊行，離開電腦前、真正走上街頭，跟著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以及其他的學生團體，自發性的為了理想而走。對我而言，這是一場震撼教育，沒有政府資助的民間組織，如何發揮這麼大的力量動員千人，風雨無阻的走上幾公里的路，只為了讓大家聽見我們的聲音？而習慣在電腦前動動手指頭就覺得自己關心了全世界的一群大學生們，又為何能夠放棄逛街看電影的周末，冒著風雨也要加入這樣的行列？因為他們看見了不公義正在這塊土地上發生。
一直以來，我們都太過相信政府、相信資本主義為所有人帶來美好的未來，但當我開始長大、開始用自己的眼睛和身體來接觸這個社會，而不是透過家長、老師、政府的時候，一切都不一樣了──原來這個世界不如想像中美好。而這看似美好的假象到底是誰建構的？政府和媒體透過強大的知識傳播權力，不停的打壓、忽略弱勢或是小眾的聲音，而失控的代議制架構成為少數人操弄的殿堂，民主成為一種多數決的暴力行為卻不自知，近幾年來，新自由主義的侵襲更讓底層人民所受的壓迫節節上升，不論是原住民族的土地問題、核災及核廢料該放哪裡、各式開發發了誰、美牛進口誰買單、學費漲價、稅賦不公、物價飆漲等等，當權者卻視若無睹，彷彿理所當然地繼續創造貧富不均、繼續殘害土地。
而身為大學生，這跟我們到底有什麼關係？我們到底該做些什麼？在教育的殿堂裡，我們總是被教育著好好念書，以後找一份好工作，安安分分的過生活。然而，自由民主從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過去在台灣有野百合學運，解散了萬年國會並且終止了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學生運動在野百合之後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消沉，直到前幾年的野草莓學運，各大學的異議性社團開始蓬勃，例如成功大學的零貳社，幾乎可說是南部地區學運力量的領頭羊。其實，大學生與社會的關係一向有其特殊性，相較於中學教育，大學生被賦予了更多的自由，整體社會也提供相當豐富的資源供給高等教育。
「（在法國）我們（大學生）有60萬人；有時給人當小孩子看待，有時當成年人。我們工作，但沒什麼東西生產出來。我們時常沒有錢，但沒有幾個人真正的窮。雖然我們多數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行為卻不一定像他們一樣。我們之中的女孩子外表像男孩子，卻難說她們是否真正想做男孩子。我們看待我們的教授，有點像父親，有點像老闆，又有點像教師，不能十分肯定到底是什麼。我們有些人命中註定要掌握國家大權，另外一些則要當低薪的腦力勞工——但不管怎樣，我們人人都算是個特權份子。」——《1968法國大革命 附錄四：學生與社會》
這段話來自於法國1968五月學運之時，學運份子龔本第所書寫的一篇文章，大學生的確在這個社會是一群「特權份子」，我們有豐富的資源但並不被要求產出，整個社會賦予大學生無限的期待。學生參與運動與一般社會運動最大的不同是，社會的眼光對於學生是相對友善的，認為學生的理念是崇高純潔、不被政治和利益所綁架的，姑且不論這樣的想像是否合理，但這的確是在學生參與運動時的一大優勢，也是我認為學生不該只是坐在教室裡、電腦前，而應該走出象牙塔、走進社會的原因。
畢業後的我們，就是即將踏入社會的新鮮人，現在的台灣，是你心目中的樣貌嗎？你對未來有怎樣的想像？你對台灣的社會有什麼期待？若是期待他可以更好，何不現在就起身，參與、介入、改變呢？夢想不能空談，需要實踐，而這個年紀的我們，就是開始實踐的最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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