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素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博士班）
九月是開學季，而各學校才剛開學不久，便傳出了高雄縣路竹國中因家長繳不出學費便罰寫家長「我不再遲繳學費」等字樣二十次，因而使家長感到備受侮辱的爭議事件。此消息一傳出，立刻引起各界紛加撻伐，媒體報導更是以「台灣之恥」這樣的標題來形容該一事件，認為在強調人權的台灣，竟有貧窮者被迫透過罰寫來再一次面對自己的貧窮，這樣的屈辱實在讓人覺得無法忍受，而輿論之所以如此激憤、譁然，更是因為此屈辱竟來自於本應該強調關懷愛護的教育單位，因此令人覺得格外不可思議。
事件發生後，教育局、校長、家長會會長，以及訂下該處罰規則的註冊組長都立刻親自到學生家中道歉，而執行罰寫的組長不僅道歉、應家長要求寫悔過書，也被教育局予以降職，但接著又傳出有人指稱，該家庭並未如報導中所說一般貧窮，甚至是頗為富裕。在整個事件裡，整個媒體討論的焦點都放在「貧窮者不應因其貧窮而遭受歧視、屈辱」這樣的議題，可是我們要問的是，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學校作為一個教育單位怎麼可能會不了解？而竟需要以這樣的一場軒然大波來體會？事實上，我們不認為學校是刻意歧視貧窮弱勢，而僅以利益為考量，就像該校校長所說，這所學校其實也幫助了不少清寒家庭，但不可否認地是，學校的確以全校廣播、罰寫學生與家長的方式來傷害了貧窮家庭的學生。因此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認為此一事件所突顯出的，其實是許多校園爭議事件的共同原因，也就是，學校本身除了作為一個實現教育理念的教育單位，在實現此理念的過程中，它同時也是一部行政機器，而儘管行政機器的運作原是為了要實現理念，最後卻常因為為了要確保該機器的正常運作而傷害了原本的理想。
這樣的問題癥結並不在那位被降職的出納組長身上，這位組長代表的不過是這樣一個行政至上之邏輯的縮影，而這樣的縮影之所以得以成立，背後當然有著更龐大行政機器的支持。根據新聞報導所指出，該校的註冊作業自從該名組長就任以來，便有著大幅「改善」，遲繳學費人數的明顯下滑，這說明了罰寫的策略確實收到了警戒之效，而這樣的「行政績效」不可能不為學校所知，況且在校園裡公開點名廣播這樣的事情，校長又怎麼可能不知道呢？只不過，這是一個「有成果」的政策，就一個行政機器運作來說，最重要的不就是要有「效果」嗎？正如同該校校長所說，這位組長「只是想把事情做好」，但其實這就是問題癥結所在，所謂的「把事情做好」就一個註冊組長來說，就是在最短的時間把所有的註冊費用收齊嗎？學校註冊組作為一個行政單位的成立目的是不是就在於此呢？學校行政人員在辛苦的行政工作之下，很容易忘記的一件事是，學校所有單位的成立與運作其實都不應該背離學校之所以成立的目的－－也就是辦教育，所以，我們不應該反其道而行，讓其中某一單位的組織運作壓斲了學校的教育理想，這種理想與組織行政運作之間的緊張正是此一事件所點出學校該思考的問題。
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初時，作品中具有著濃厚存在主義氣息的德國社會學者韋伯（ Max Weber ）就已經提醒我們這樣的困境了。在韋伯看來，整個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勢可用「理性化」來加以說明。此理性化的過程在社會生活中的不同面向裡，會分別以不同的樣貌形式呈現，不過簡單來說，理性化指的就是一種強調計算性、重視控制的一種過程，尤其韋伯特別指出，面對此一理性化的趨勢，將不可避免出現官僚體制，而在此官僚體制中，以強調數字、績效的形式理性將受到人們的推崇，成為事務進行的主導原則，於是人們最後將忽視原本所抱持的價值與理念。更弔詭地是，韋伯指出，尊奉形式理性的人們，竟也將因此一理性的高度發達而沾沾自喜，將其視為一種莫大成就。所以在韋伯的成名作〈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裡，韋伯才會感慨道，在這樣的理性化過程中： 人們將成為沒有靈魂的專家、沒有心靈的感官主義者，而如此沒有靈魂、心靈的空洞之物，竟以為自己已達成了文明前所未竟之成就 。
韋伯的這一段感嘆正好可為這次以罰寫催繳貧窮者繳學費的事件作一最好之註解。其實，我們可以理解負責管收學費是一件辛苦的工作，幾乎在所有的機關單位裡，負責收費都常是一件頭痛的事情，因為總是會有人遲繳，或甚至是三催四請仍不為所動的現象。所以，就作為一個行政單位而言，為了將其作為「註冊組」的功能最佳化，單位負責人「開發」出了有效的新方法，當新方法果然有其顯著成效時，負責人或許不免對自己的有效率感到成就吧，但這樣的思維卻是完全忘了，學校的註冊組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我們原先秉持著一個更重要的理念，提供學生教育，所以才會成立學校，也才會有註冊組。但是當我們忘了一開始所抱持的理念，而墮入片段化、形式化的細節時，正如韋伯所說，靈魂與心靈將在此其中黯淡、失聲。於是，在形式理性的主導下，學生成了一個代號、一串數字。沒有繳學費的學生成了帳冊上的一個未繳費代號，成了金額核對中的一筆負數，至於為什麼未繳費則已經不在其考量之內，因為行政運作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將這筆負數打平。
這種將行政運作考量放置在前，將教育學生理想放置在後的例子其實多不勝數。以髮禁為例，之前有些學校一直擔心，一旦開放髮禁，學生將在頭髮上玩各種花樣，將增加管理上的莫大困擾。不過，想想看，「想出各種花樣」用另外一個詞來說不就是表現創意嗎？而開發學生創意不也是教育的理想之一嗎？「花樣太多」的確不好管理，不過，或許我們應該先回答的問題是，我們真的決定要把管理學生作為首要目標嗎？
韋伯對於理性化社會所帶來的分析與反省，提醒現代社會中我們，在一個分工越趨分化的時代裡，不要過度執迷於計算性、控制的「專家」，而應該想想我們一開始所想要實現的價值究竟為何。從韋伯的觀察來看，我們便會發現，透過罰寫來催促學生與家長註冊繳學費這樣的舉動，與其說是學校歧視窮人，其實毋寧說是學校墮入了僅以行政機器來展現自身，而忘了學校成立的價值與目標。而這不或許正是教育的現代性悲歌。許多媒體都將此事件視為是強調人權之台灣的一個恥辱，從人權的角度來看，此事件所提醒我們的，不僅是不應歧視窮人，更提醒我們應該重新回到我們原本對人的尊重，以「人」為最重要的根本，讓人不再被化約為一個管理代號、一組數字，由此出發，人權的追求之路才能更為寬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