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素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領所博士班）
12月17日內政部社會司為推動人權觀念，而在總統府前的廣場以及凱達格蘭大道舉辦了一場「人權逗陣行博覽會」的活動。博覽會中包括了搶答、辯論、音樂、舞蹈等，企圖用較活潑的方式，傳播長期以來在台灣被忽略的人權觀念。雖然近年來人權觀念開始漸受重視，但目前在台灣討論人權時，一般人卻仍不免總是將人權與過去威權時代的政治迫害等政治性議題加以聯想，而忽略了廣義的人權觀念，正如《世界人權宣言》開宗明義所指出的，人權的基本精神在於一種對人的尊嚴的尊重。這一場人權博覽會的活動其實正是要突顯出人權此一被忽略的寬廣面向，也正如內政部社會司所說，希望推動「人權生活化」，然而，諷刺的是，就在此一博覽會會場的一場政治人物談話，竟將目前台灣人權觀念上的窘境展露無遺。
當天，副總統呂秀蓮與其他參加的民眾一樣，也在人權留言卡上留言，她所寫下的一段話是「人權是天賦，卻是先烈用血淚爭取來的，請珍惜。」。這一段話反應的是留言者個人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所承擔起的危險與迫害。當然，對於前人為我們今天所享受之自由生活所做的一切犧牲，我們都深深懷著敬意。但是，令我們遺憾甚或震驚的卻是政治人物之後所發表的談話－－「愛滋病是一種天譴」。
或許我們都一樣，總不免在剛聽到這句話時以為又是媒體詆毀公眾人物的斷章取義，然而，原談話的脈絡，或許比這一句媒體的引述更明白地揭露出，在這個社會中，我們是怎樣地輕忽著少數群體的尊嚴，侵犯著他們的人權！社會中的主流價值總慣常以普遍性的全稱作為己身論述的名號，並進行對少數群體的區界排除，並以這樣的排除保證本身的完整無瑕。於是某些少數群體必須成為惡靈，或者更準確地說，必須掛著惡靈的名號。然而，「惡靈」不能為自己說話，進行分類歸名的是權杖持有著。
政治人物的這一段談話是這麼說的：
「…現今社會已面臨因為顛覆太多而面臨到瘋狂的邊緣，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偷窺、裸體、性氾濫，這些都是人類文明演變到現在一個非常嚴重的瓶頸問題，假若不能從最深度的人文去思考，有人說：AIDS之所以蔓延，是老天爺看不下去了，覺得不來一個天譴，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從性的道德方面若不作一些最深沈的反省…」
看似多麼理所當然的推論與區界！讓我們看清楚這一段話中所進行的歸類劃分：首先，我們注意到，社會被視為一個統一、均質的利益整體（少數群體與主流價值抵觸的利益關注被視為不存在）。說話者引用社會這一詞作為論斷的基礎，表示說話者的立場代表的是社會全體的關注，而此一「社會全體」如今面臨著一個瀕臨「瘋狂」的危機。誰是此瘋狂的肇因或象徵呢？答案是偷窺、裸體與性氾濫。他們帶來的危機甚至是整個「人類文明」的危機。而老天爺則是站在這個被宣稱為「整體」這一方，也就是不裸露、不性氾濫的這一方，並對瘋狂的另一方作出譴責。
這一段針對愛滋病而所沿生出的對整個社會與文明的評論，讓我們不免想起，法國社會思想家傅科（Michael Foucault）針對西方古典時期寫下的《瘋狂史》一書。傅科向來擅長對於社會邊緣者如何被邊緣、如何被以特定論述建構其形貌，有著深刻精彩的描寫。在《瘋狂史》一書中，我們看到，對於瘋人的監禁，其背後支撐的根本意義，並不在於瘋狂作為一種精神疾病，因而經由醫學所透露出的疾病意含與界定；支持監禁的其實是一種必須對「瘋狂」進行社會排除措施的原則。因此，傅科在關於瘋狂之史料中發現：瘋人院裡所監禁的，一直都不只是瘋人！還陸續包括著性病患者、流浪漢、乞丐等。換言之，社會的出軌者。如同《瘋狂史》一書之中譯本譯者所為我們指出的，法文le mal一詞有著「疾病」「邪惡」「痛苦」等多重意義，而傅科正希望透過這一詞的多重意涵造成一種交互回應的迴響效果。所以我們看到了，瘋人監禁所顯露出的手勢，其實是一種對邪惡的排除，此排除並不只是身體上的隔離，還是一種精神上的、意識上的排除作用。也就是在意識上，將這些被監禁者從我們對人的界定、對社會文明的認識中排除出去。
傅科記述了一項十五世紀時曾流行在歐洲各城市的風俗：瘋人被託付給水手，經由船隻將他們帶到其它地方去。傅科指出，這種處理瘋人的方式載明的是一種雙重意涵，一方面，將瘋人視為一種被理性文明摒棄的對象，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城市自身的淨化。因此，瘋人船其實表現了兩種位置：瘋人確實離去了，因為此驅逐的措施正是要表明他們應被排除在文明之外，然而，我們也可以說，瘋人船其實始終未曾真正駛離，因為它必須要被彰顯，以作為一種城市本身已是純淨無塵的印證。
在數百年之後的今天，愛滋病作為一種疾病，同樣被視為一種瘋狂的表徵。是巧合，還是歷史中並非偶然存在的主流霸權心態？這種「愛滋病＝性行為氾濫＝道德墮落」的論述公式，已經太令人熟悉。然而任何一項相關的經驗調查都可以告訴我們，許多愛滋病患者都未有著大量性行為。更何況，多量性行為也不應被理所當然地等同於道德墮落。喜歡性是正當的事，而什麼樣程度的性行為才可稱為氾濫、甚至不道德，其標準則為有待討論之問題。無論是藉由法令規章或是道德論述，人們對性行為展開控制的企圖從未停止過，而這也是另一項重要的社會課題。但我們在此要指出的是，政治人物公開輕率地應用上述的愛滋病論述公式，掩匿的是一種有幸健康者的自大與無知，顯示的則是一種對愛滋病患者之尊嚴的嚴重侵犯。
台灣這幾年在自由民主上的改革與進步，值得我們驕傲，但在享有更多的自由與權利時，我們似乎也應該開始省思我們如何看待人的尊嚴此一議題。如果我們真要挽救文明不致墮落，或許我們也應該檢視的是，我們的社會結構是否正結構性地讓某些人處於「屈辱」的位置？為什麼我們的文明需要靠將少數與弱勢群體區界為「瘋狂」，才能自保自身的完淨與無傷？當我們開始認真面對這些問題時，或許才是政治人物所主張之深沈省思的開始。
就在這篇短文屆近完成之際，傳來另一名政治人物提出「同志亡國論」。除了「使文明走向墮落瘋狂」之外，又有人創造了一個將少數群體「妖魔化」的惡名。我不知道這位政治人物是不是有勇氣，也將亡國者名號賦加給所有不打算結婚及生育的人？我們要釐清的是，即使我們願意矇著眼睛相信，此同志亡國論說法的出發點並非出於異性戀的霸權心態，而是唯恐人口減少滅亡國體所提出的主張，我們也必須辨明，以關注人口成長為名，剝奪同志取得合法婚姻的權利，並不會造成同志改變性傾向，並因而進行異性戀婚配與生育。簡單的說法是：同志能否享有合法婚姻權利與人口生育無關。如果真的關心生育率降低、人口過少，應該作的是推動完善托兒福利、兒童津貼等鼓勵生育的政策，而不是詆毀某個少數群體的尊嚴並剝奪其權利。就好像當生育率過高時，身為自由民主國家的我們，從不會想到要從嚴審查異性戀的結婚資格，也沒有人選擇發表「生育過多之異性戀者縱慾亡國」的譴責言論。這當中的道理其實並不那麼複雜，只是異性戀的霸權心態會讓茫點大到不自知。人口成長若果真是當前台灣應當關注的議題，那麼我們需要的是有效政策的提出，而不是急著握緊權杖，欲將他人劃歸污名的夸言者。
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停止將少數群體趕上瘋人船？在我們建立起對人的尊嚴之深刻尊重前，我彷彿見著，惡風中，那艘承擔著使我們的靈魂、文明無淨無垢之重擔的瘋人船，還泊在水岸邊，等著下一次有人再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旗幟揮舞權力，吹唱惡靈名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