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精進台灣轉型正義—以韓國和西班牙為師

台灣民主化成果已列世界頂尖，轉型正義的實踐卻相當有限，原因可能是政權實質承繼自威權政權而多所制肘。為了達成鞏固民主、保障人權、避免悲劇重演的目標，台灣人應如何進一步追求轉型正義實踐？
為針對台灣特殊的歷史脈絡找出在地化方案，考量德國「刑事追訴模式」難以複製，故自第三波「變革式」民主化國家尋求良策。其中韓國民主派政治實力堅強，及早完全執政與清算傳統有益於轉型正義實踐，包含有限的刑事追訴、與全面的真相調查在內，其整全性途徑深值效法。而西班牙有賴「遺忘之約」緩兵，三十年轉型正義空窗期後迅速實踐亦有可觀之處。
台灣雖非民主派主動遺忘，但威權世代居社會中堅，民意趨避風險，威權遺緒盤據國會，轉型正義法治難行。民主化三十年始迎來台灣國會首次輪替，終於有了實踐轉型正義的良好環境，《不當黨產條例》、《促轉條例》、《政治檔案條例》先後通過，雖多受爭議亦非無缺漏，然透過民主法治的進展，整全性轉型正義工程終於開啟。
爬梳韓、西、台民主化與轉型正義歷程後，本文認為：民主必須穩固轉型正義始有所憑藉而能收效，避免威權復辟乃為前提要件，此間民主深化與轉型正義互為目的應齊頭並進。在確立以法治國原則為前提進行轉型正義工程之後，應師法韓國以整全性實踐建立正當性，及西班牙以迅速除去威權符號填補空窗，亦應面對錯縱複雜的歷史記憶，在去威權化之餘處理多重去殖民化之難題。更進一步要求，應處理轉型正義中較受忽視的性別議題，並及早建立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機構避免人權侵害以為精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