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從貧窮、犯罪與社會排除論少年犯罪問題之研究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政經脈絡下，本研究以「少年犯罪問題」為主體，探究美國、英國與臺灣自1970年代以來，對少年犯罪治理的立法政策、制度與策略，研究目的是探究對少年人口「最好的治理」，並揭露結構底層的權力/知識議題。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為：一、以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併稱「新右派治理」）的政治經濟分析為主，比較美國與英國的異同，並且深入瞭解兩國在少年犯罪問題的治理實踐及其影響因素。二、探究臺灣社經結構在不同時期的歷史進程，是否受到新右派治理的影響或衝擊？這些層面是否影響到國家治理者對少年犯罪問題的處理或安排？三、重新檢視臺灣對少年犯罪問題的回應與治理，是否與美英模式有密切關聯？或者，另有本土模式的獨特性？
在理論運用上，馬克思主義的論點運用，目的在於探究由上而下、外部權力關係的現象變化。相對地，Foucault「治理性」的命題則是關注由下而上、內部權力關係間的治理技術。研究方法修正Foucault的系譜學論述分析，觀察臺灣在不同歷史分期，少年犯罪治理的治理形式是如何運作、影響因素（包括意識型態的爭議）有哪些?汲引出背後的權力意識，並省思未來可能的出路。
研究發現:臺灣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不同於美國自始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同於英國的福利國家危機。臺灣的新自由主義實踐是從威權國家體制啟航，直接導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劇變，這些轉變下出生的新世代少年人口，並未經歷上一代的政經情勢震盪，而是享有炫目繁多的經濟成就及資訊媒體。再者，臺灣對少年犯罪問題的解讀與治理，並未與美英國家的發展經驗，有持續地密切關聯，而是建構了本土模式。這個本土模式也在大法官解釋第664號及少年虞犯暴增的議題下，面臨思索的空間。依據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具建議: 每位「少年」都應該被視為獨特的「個人」來對待，尊重他們的差異特質；成人階級必須盡力協助少年融入社會生活，而非論斷排斥；當處理少年犯罪問題時，更必須理解少年所處生態系統，而非一昧非難家庭教養功能、學校教育失衡等因素；「少年」也是國家公民的一份子，享有公民應有的權利對待。故此，新右派治理下的競爭法則、適者生存、「個人自由至上」與市場道德等，無法達成上述社會連帶的目標，僅是釀造更多失序問題，分裂社會與個人間的關係，也使國家棄守應盡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