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大學】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觀點論死刑之存廢

死刑（Todesstrafe, punishment by death, death penalty or capital punishment）係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生命，使之永久不復存在的刑罰，因此，死刑乃最嚴厲的刑罰手段。它伴隨國家及法律的產生而出現，中國早在唐堯帝時代即有所謂五刑的存在，而所謂五刑係指墨、劓、剕、宮、大辟等而言。其中大辟便是死刑，而西方最早的法典—漢摩拉比法典（The Hammurabi Law Code）也有關於死刑的規定，職故，死刑亦是現有刑罰中最古老者。
自人類社會開始創設刑罰制度以來，死刑所扮演的角色即相當重要，因其係對生命權的剝奪，處罰之嚴重性在刑度上居於最高的地位，向來為主政者懲罰及威嚇人民的最佳利器。古代對於較重大的犯罪，或危及統治者之地位的行為處以死刑，均被視為當然之理，幾乎沒人質疑死刑制度的合理性。直到晚近兩百餘年來，由於人道主義的興盛，在尊重人權與生命的聲浪中，死刑制度的存在才正式成為具有爭議的問題。
「凡人莫不有死」，按理人之生死，必須要由大自然的規則來決定；蓋天地具有好生之德，宇宙萬物，無不惡死而貪生。獨在人類社會中，竟可透過某種人為的規範，藉對某一特定人發出威力，以違背自然規則之方式，提前結束該特定人之生命，這是頗耐人尋味的 。而我國非政府組織 藉由死刑案件提出對死刑制度之檢討，最早應始於一九八九年的「馬曉濱案」。馬曉濱等人認為五千萬元對前長榮董事長張榮發而言，是「九牛一毛，無傷大礙」，而且在取得贖款後也釋放人質，應不致被判死刑。但他們卻不知，一九九０年前後，台灣正遭逢最嚴厲的挑戰。一連串的政治反對運動、社會運動及學生運動不斷捲起社會對政府的不滿與質疑。由政府觀之，這正是典型的「亂世」。簡單來說，馬曉濱等人選擇了一個最冷酷無情的時期犯案，不但嚴刑峻法，而且速審速決。本案引起台灣人權促進會高度重視，於一九九０年四月結合文化界發起「馬曉濱、唐龍、王士杰後援會」，要求政府「槍下留人」，並正式提出「廢除死刑」主張 。
今日的台灣，擁有傲人的外匯存底，在憲政的道路上，也一直朝民主國家方向前進，政治環境日趨開放與成熟，因此，政治上的異見，也能被寬容、平等的對待，予以應有的尊重，但是，生命權卻一直未獲得應有的尊重。尤其，當治安惡化，或發生重大刑事案件時，社會上便常會聽到一些不加思索的話，如「審判什麼？當場槍斃就好！」、「保障壞人的人權，那好人的人權在哪裏？」而立法者以蔑視生命的態度採納死刑制度、行政權樂於貫徹執行、司法權亦不肯理性思考死刑如何能夠在現代法治國中找到立足的正當性問題。
誠然，死刑制度的存廢涉及法律、政治、宗教、倫理與世界觀等論點，是以，此一爭議係多元性的論爭且為兩難而嚴肅的問題。由於各自的觀點不同，死刑存廢與否，似乎仍無定論。由於存廢雙方均各持己見，以致此問題更顯得渾沌不清，但如嘗試由最高規範之憲法觀點來加以討論，似乎不失為一良好途徑。
近代人權思想發展趨勢之一，就是人權與法治之結合，亦即將人權思想法制化。由於人權法制化的趨勢，世界各國對於人權的保障，無不將它提昇至各國最高的憲法層次，使各國的行政、立法及司法皆不得違反人權保障之規定。因之，人權先於國家存在的理念已經廣為立憲主義國家憲法所確認。關於人權優位的確信乃基於對人權的信仰，相信人權只能去發現，而不能為國家所創造，因為人權是超國家的、自然的權利。
死刑的性質既在剝奪生命權，係屬於對人權侵害之類型，其侵害是否符合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精神，或違背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所應有的要件，自應依據憲法之精神與人權之特性而為解釋，檢視其是否合憲。職故，本文乃嘗試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觀點，探討死刑制度本身是否合憲，並提出個人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