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星期五@台北】人體試驗知多少：受試者的階級與人權

(2016)年一月，法國出現歷來最嚴重的藥物試驗悲劇，造成一名參加新藥試驗的20多歲男子死亡、5人因腦傷住院，而其中3人的大腦損害可能終生無法復元。「人體試驗」這個看似與你我日常生活不甚相關的議題背後其實有許多暗黑人類歷史，而且有時候，「試藥」這件事往往和貧窮、階級與不利處境脫不了關係。人體試驗除了是人權的議題，更是階級的議題，如果生活無虞，真的有健康的人會想要「完成大我」冒險試用新藥嗎？
在1979的Belmont report指出生物醫學研究倫理三原則之前，人類的歷史上曾經出現許多人體試驗的悲劇，國內外皆然。例如美國在1932-1972年間曾為了瞭解梅毒，在盤尼西林問世後仍不讓400位非裔男性治療；也曾有研究收容智能不足兒童注射肝炎病毒，以研究肝炎的自然病程及求證免疫球蛋白的療效等等。
赫爾辛基宣言自1975年修正起即明文規定，所有以人為對象之研究計畫都必須經過倫理審查的審查及批准，但台灣仍不時傳出未經病人同意抽取病患血液、或切除組織以進行研究；也出現過私自在病人身上嘗試老藥新用途的研究醜聞。在「治療病患」與「追求自身研究利益」之間，「醫師同時身兼研究者」有哪些角色衝突的問題？病人及醫生的權利關係是否又真能讓病人拒絕無意願的研究行為？而我們又是否可以接受試用新藥成為三餐不繼、餐風露宿的人度過難關的及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