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

 一九八〇年代臺灣政治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衝擊威權體制，長期受壓抑的臺灣史研究因體制鬆動開始活絡，青年研究生更一馬當先投入日治時期研究，尤其有關日本統治評價與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受到矚目。接著，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在民主化、本土化趨勢下，有關「臺灣認同」、「臺灣民族主義」成為人文社會學界最熱門的學術研究課題。

 事實上早在一九七〇年代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危機時，臺灣就曾出現一波回顧日治時期歷史文化熱潮。當時有一批知識分子、文學家與政治運動者，開始關注日治時期新文學運動、政治社會運動，他們以中國民族主義抗日框架理解日治時期的運動，要求重視臺灣本土歷史，從事政治改革，而被社會學者蕭阿勤稱為「回歸現實世代」。

 雖然兩波臺灣史研究的興起都與時代背景有關，但一九九〇年代這波熱潮與前者明顯不同：一則臺灣剛剛擺脫威權體制壓迫，不需再受由上而下的中國民族主義框架限制，得以在較為自由開放的條件下貼近歷史事實，從事探索與思考。二則因為民主化、本土化啟動，人們對於臺灣未來發展充滿樂觀期待，相應之下更熱切希望瞭解我族的身世、共同體形成的歷史，藉以自我定位、凝聚共識與展望未來。第三，前一波熱潮以文化界人士為主，後一波則因為威權管制解除使學術環境鬆綁，學界青壯代研究者大量投入，開展了與過往不同的研究路徑，使得臺灣認同研究得以在國際經驗下進行理論性的探討。

 由於新生政治共同體對自身歷史的探索焦慮與集體需求，一九九〇年代臺灣史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日治時期，有關「臺灣認同如何形成」、「臺灣人是一個民族嗎」、「臺灣人是否追求獨立」等成為核心議題。

 筆者的學術研究工作正是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展開。一九八七年六月筆者以日治時期臺灣文化協會為主題取得碩士學位後，仍無法回答以下問題：一九二〇年代臺灣政治社會運動被總括為「臺灣民族運動」， 但是這些運動並未公開訴求建立自己的國家，這樣可以稱為「臺灣民族主義」嗎？甚至，日治時期政治社會運動也不曾明確訴求與中國的關係，這樣可以算是「中國民族主義」？既非臺灣民族主義、也非中國民族主義的運動，可以稱得上是「民族主義運動」嗎？

 一九九四年六月，筆者完成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博士論文，心中更大的困惑是：戰後初期批判國民黨政府統治的人們，與日治中期政治運動者高度重疊，日治時期他們抵抗殖民統治，戰後迎來了中國政府不久，卻爆發更大規模、全島性的反抗行動。從日治到戰後，臺灣人一再反抗，究竟他們在追求什麼？

 長期以來臺灣史的分期習慣以統治政權為依據，近四百年來的臺灣史被分為荷治、明鄭、清領、日治與國民黨統治時期，這顯然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來看歷史，統治政權一換手，就開啟了新時期。此種歷史分期與臺灣社會割離，並未考慮人民生活變化、經濟發展型態、都市化程度、社會整合狀態等各方面的轉變，也未關照到土地上人群集體意識的形成與發展。因此，以統治者作為政治史分期標準的作法並不合宜，有重新考量的必要。

 日治中期一九二〇年代以來，知識分子所帶領的臺灣政治社會運動，抗議日本殖民帝國統治，標舉「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並對集體未來進行討論。二戰結束後，殖民者戰敗離去，新統治政權到來，在短短時間內就爆發全面性抵抗，糾葛已久的認同問題受到劇烈衝擊。筆者認為，從日治中期到戰後初期，大約一九二〇至一九五〇年代，是臺灣政治史上國族主義形成的重要階段。

 一九八七年解嚴以來，臺灣有關國族認同爭議一波又一波，從國會全面改選的代表性疑慮、臺北市長選舉的「中華民國滅亡」恐懼，到《認識臺灣》教科書的親日反華指控，每每引發臺灣社會激烈衝突、對立。值得注意的是，臺灣認同相關問題並非解嚴以後才出現，只是戰後戒嚴近四十年期間遭到強力壓制、掩蓋，民主化之後終於得以重見天日、公開被討論。

 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何時開始出現以全臺灣為規模的集體意識？為何以「臺灣人」自我命名？又如何思考群體的政治處境與未來歸屬？這在任何國家的政治史上都是最核心的議題。重新爬梳一九二〇到一九五〇年代土地上人們的集體思維與情感，追溯臺灣認同形成的過程，將有助於廓清戰後臺灣國族認同問題的來龍去脈，提供不同族群間相互理解與對話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