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柏儀(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社運工作者)
揭露校園真相的人本調查報告
體罰、髮禁、強制第八節… …等學生權利受侵犯的現象,究竟什麼時候才會遠離台灣的校園?
2013年11月,人本教育基金會發表調查報告,以針對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五都」國中小學生進行的校園問卷指出:體罰、不准下課、強制第八節、髮禁…等現象,依然怵目驚心地存在於台灣的校園裡。
人本的調查報告摘要指出:
「體罰--101學年度,五都國小學童之體罰率,以臺北市(37.7%)比率最高,且都高於二成四的比率;五都國中學童體罰率,普遍來看仍高於兩成。」、「五都轄內幾乎均有接近九成以上的學校「存在」體罰問題。」
「不准下課-- 101學年度,五都國小學童表示老師會罰『不准下課』的比率,以台南市(78.7%)最高,但其它四都也均接近或超過六成;五都國中部分,以新北市(45.5%)最高。」
「早自習考試—每一都幾乎都有九成以上的國中生有在早自習考試過。其中每周考3次以上,頻率最高是台中市,有62.7%。」
「第八節課-五都國中生有參加第八節課課後輔導的比率,以台南市(89.7%)最高,其中有七成六以上的學生是全班統一參加。」
「髮禁-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三都的國中生有超過七成的國中學生表示學校會檢查頭髮。」
人本相關的調查已歷經多年,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稍微了解台灣教學現場的人們,對這結果應也不至於太意外。這些「老問題」仍存在台灣,始終難以落幕,反映了台灣教育現實的積習難改,令人嘆息。
如果我們想要告別這樣的狀況,我想有兩個部分,值得進一步思索:一、究竟是有什麼樣的「結構原因」,讓這些問題始終常存在台灣校園?二、作為這社會中的一分子,我們究竟能做些什麼,得以有效改變這些現實?
反體罰,也反背後結構原因
種種學生權利受侵犯的議題中,「體罰」大概是最受各界矚目的議題。反體罰的運動在台灣,至少從1980年代即開始。歷經民間長年來大規模的調查、抗議、檢舉、立法…,直到今日,儘管體罰已被立法明訂禁止,但竟然還是有高達兩到三成的國中小學生,得在棍棒的要脅下求學成長?甚至種種侵犯人權的新興「處罰」如「不准下課」不斷增生。這著實令人難以忍受。
還記得,2006年初,長年投入台灣教育與社會改革的周聖心女士等人,曾經在一場民間教改營隊中提議:能否來推動一場真正能「終結體罰」的大遊行?她和當時與會的我討論到,如何能邀請中學生站出來參與?還記得當時她說,「雖然這不容易,但如果能畢其功於一役,真的讓台灣再也不會有體罰,那實在是很值得的」。
那時候我剛考上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經常思考的是,反體罰必須要反對到背後的社會結構問題,才能克盡全功。當時我猶疑了許久,回應她說:「體罰問題牽涉到許多結構性的社會問題,例如階級社會與教育資源分配不平等下人的競爭壓力。某種程度來說,支持體罰的老師和家長也是有些非不得已。如果不改變這些結構和文化,體罰實在不容易被改變」、「以比較會被體罰的國中學生為例,甚至有些人是自願被體罰的。要他們為此站出來,就我所知,多少是有困難」…。
她聽到了似乎有些失望,後來在眾人皆有他事要忙之下,此「大遊行」也無疾而終。回頭來看,台灣青少年、兒童在學校被體罰的現象,雖有趨緩,但竟繼續延續至今。「社會結構」或許不該是藉口,而應當是得更積極行動的認識。反體罰現象,與反對維持它存續的社會結構,應當並進。
其實,校園中的體罰、髮禁、第八節等問題,雖然的確和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有關,但並非不可能被改良。遲遲不變,原因在於一來極力訴求改變的力道還太小(特別是還缺乏來自中學生有組織的力量),保守力量卻相當堅固,而且深藏在各個學校教室中的毛細孔裡。二來在於問題被處理得不夠徹底,分析也不夠深刻,導致這些問題儘管偶有鬆動,有些小修小補(例如:「零體罰」入法、政府宣示「廢除髮禁」…),但「大幅度改變」的局面始終還未來臨,作為「幕後黑手」的社會結構也未被正視。
行動方向的發想
怎麼辦?如果我們不希望到下一代子女還是得面臨類似的問題,我們實在還得更投入能量,作出一些具體的變革。藉著這篇文章,我嘗試思索一些,當下可能做、或許也應當做的行動方向:
一、協助打造以中學生為中心的教育與社會改革小團體。中學生不是對他們的處境沒有感受、沒有不滿,而是缺乏經驗和資源,將他們的不滿用社會運動的方式展現出來。倘若既有的進步公民社會能量(例如:學運團體、社運團體、工會、學生會、家長會、教師會…等),願意投入一部分的人力物力,定期舉辦以中學生參與為主軸的各式議題營隊、課程、聚會,並且再以此接觸到的中學生,組織起來發展倡議行動,以及投入進一步的擴大營隊、課程、聚會…,要樹立一個個永續經營的中學生社運小團體,並非不可能。
而其中,就可以是有中學生自己來針對在校園中遭遇的種種壓迫,採取倡議行動,甚或接受申訴,跨校串聯。隨著網路興起,我們也看到世界各國的中學生,有越來越多參與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的經驗。台灣不會是例外。
二、有計畫地倡議,要求政府改善學權狀況。在過去的經驗中,對於學生權利受侵害的種種問題,不論是政府對此的保守態度,或是公務員的怠於執行,的確相當令人失望。然而,一部分的學權訴求,已經僅是「落實法令」的問題,缺的是大規模檢舉與監督(如教育法令明定的「零體罰」、「廢除髮禁」、「禁止強制第八節」、「落實法定課程標準」要求);另一部分的學權訴求,則也並非不可能突破,只是有待社會壓力的動員(如「舒緩升學競爭活動」、「廢除強制早自習」、「降低學費」…等)。
各級學校畢竟在法制上高度受政府管制,比起「企業」更受監督,並非沒可能在公眾施壓下被改變。如果有一個民間經營,能將各種違法狀況公開的「網路申訴系統」,讓官方與學校有所壓力,應該有助於問題改善。
學生權利的法令仍有相當大的改良空間。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學生髮禁」,也是學生與教改團體自2001年至2005年多次動員抗議下,才促成了教育部發布命令:「學生髮式屬基本人權範圍,學校不得藉故檢查及懲處」,儘管還有待監督落實[1]。至於其他尚未被挑戰的議題(如「強化競爭壓力的升學制度」、「強制服裝儀容規範」),若有更多、更頻繁的群眾倡議行動,相信也都有變革可能。
三、指向結構問題。種種如體罰、罰站、不給下課、髮禁、第八節… …等學權問題,看似瑣碎,每個學校又有些許差異。但實際上,它們背後都面臨著類似的社會結構,才會讓這些現象延續下來。常被提到的原因是,「升學競爭壓力」與「威權管教文化」在台灣長存,才使種種問題難以被改變。但深入入看,核心原因其實更在於「資本主義」政經體制。是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人們得面臨著經濟與地位的不平等分配,作為相互競爭的勞動力商品,若不奮力投入競爭,則得落入失業、貧困和沒尊嚴的苦境。於是,家長和部分學生在「為了將來」的考量下,支持嚴酷管訓、擁抱升學競爭,並不意外;不少教師也與此同謀,縱容種種校園亂象的長存,只為提升自己班級的升學績效。
這些結構問題不容易單靠「政府介入」就有所改變,而必須是根本改變政經體制。解放了環境,才能解放了人。因此,在倡議過程中,或可試著少談點「權利」,多談點「結構」,思索教育問題與整體社會問題的連結,作為追尋根本解決問題的出路。這部分或許較為抽象,需要更多左翼大眾知識份子來參與發展[2],但並非不可能,或不重要。
四、和台灣的「工會」力量串聯。工會是受雇者階級的代表團體,也是保障工人權益的組織。一般來說,工人階級的子女往往是這些學生權利問題上,更容易受害的對象。例如,他們在學校中比起資產與中產階級子女,經常表現得「更不合乎主流期望」,以至於更容易受到種種體罰或懲罰對待──儘管這種「不公平待遇」,不常被意識到[3](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稱其為工人階級子女因為缺乏適當的文化資本,導致在教育過程中遭遇「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
而且,倘若如前所述,學權問題的核心來源之一,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體制問題。那麼,受壓迫學生們和工人階級的團結努力,則顯得更加重要,才可能撼動資本主義體制。教改團體值得和台灣工運團體、各大工會聯盟、教師工會有所合作。這實際上也是歐美國家的常態。舉例來說,美國、英國近年都有大力推動「反對標準化測驗」的教師工會、家長、學生、社會團體聯盟。
我們期望著,當前權利仍受侵犯的學生們,從學生時代就從改變自身的教育環境開始練習,挑戰種種壓迫;在解放自身並認識壓迫根源的過程中,進一步覺察到參與各種社會運動的必要,不論是性別、種族、環保、人權…運動;並且在未來成為受雇者後,投身勞工運動之中,一同加入挑戰資本主義體制的行列。
這或許是條漫漫長路。讓人想到魯迅所說的:「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學生的解放,當然也是如此。
[1] 相關經驗,可參考筆者拙作:〈髮禁怎麼廢除的?一個由中學生以社會運動方式改變校規的實例〉,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93期,2013年11月。(網址:https://m.facebook.com/notes/por-yee-lin/髮禁怎麼廢除的一個由中學生以社會運動方式改變校規的實例/659213694109886/)
[2] 反對體罰和社會主義者的關聯,往往較少被注意到。然而,英國學者Kevin Marton所撰寫的《Socialism and Education in Britain: 1883-1902》一書中,特別處理了歷史上這一議題的連結:「…H. Jennie Elcu在《The Clarion》即寫道:當要打學生的時候,老師往往展現了『對打扮較好的孩子較多的考量』。社會主義者是和工人階級站在一起反對體罰的。...社會主義者會參加學校管教改革社團,並和其他人們一同致力於終結體罰。...在社會主義者興辦的周日學校(Sunday schools)裡,體罰是被禁止的。」(頁69)原因在於,Marton提到的:資本主義教育系統存有著階級偏見,「一個驚人的事實是:不少孩子之所以被體罰,其實是因為他們的貧窮背景。」(頁69)社會主義者當然無法忍受此種壓迫工人階級子女的教育暴力。
[3] 主流教育體制所懲罰的學生,除了往往是針對工人階級學生外,學生的種族與身體障礙狀況也有所影響。在Human Rights Watch(人權監察組織)於2008年針對美國各州進行的體罰研究《A Violent Education: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in U.S. Public Schools》,即發現:社經地位較弱勢的「非裔美國人」曾受過體罰的比例,相對於白人群體都來得高至少1.4倍。「非裔美國人女性學生」被體罰的可能,比起「白人女學生」高上2.1倍。身心障礙學生曾受體罰的比例,也比一般學生高。(可參考:https://www.aclu.org/human-rights-racial-justice/violent-education-corporal-punishment-children-us-public-schoo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