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秀雲(台北縣立桃子腳國中小)
在校園裡過得輕安自在是孩子最基本的權利，休管其內心世界自不自在，至少外在的環境設計需考量予以自在的空間。這樣的空間在國中校園裡，對校園空間的規劃、設備的建置，已投入很多的關注。然而，孩子在學校的生活，其「空間」的自在度，大部份是來自「制度」的設計，它也是孩子教育權的範疇。例如：每天該上什麼課？每節該幾分鐘？該在哪裡上課？該在哪裡玩耍？該如何與老師應對？犯什麼錯概得到什麼處罰等等，它是人設計出來的，行之有年，儼然成為學校的制度了（孩子如果不照這樣做即是違規）。然而，設計者和被設計者是不在同一平面上的兩條線，執行起來當然就不順當，尤其，遇到挑戰性強的孩子，有些當今校園人為的制度，是不難土崩瓦解的。在校園裡俯拾即是的人為設計中，最具體可見的是體罰的問題。
為了禁止不當體罰（因它嚴重侵犯人權），教育部三令五申要落實學生輔導與管教辦法，甚至透過教訓輔三合一的實驗結果，把「訓導處」改為「學生事務處」以符應新的工作內涵與精神，良法美意在基層學校現場的執行，是否就真的讓體罰絕跡，相信教育人員是心知肚明的。本文不在批判體罰的林林總總，而是想從學校訓導業務的角度，設計一套較尊重孩子教育權的系統，其運作的流程，即是孩子們成為公民的一套學習機制：「學生法庭」的設置。
全盤構想
培育社會良性公民，是國民教育的目標之一，而達成該目標的具體策略，必須呈現在學校例行課程教學與生活教育的議題中，若能把課程教學的內容融於日常生活教育議題中，則更見真實性與立即反應教學效果，而不只是「隨機教學」抽象的名詞而已。所以，融合社會領域「個人、社會與法治」的課程內容與學生在學校的「社會生活」現實問題，設置「學生法庭」，讓孩子有實際的操作經驗，更具意義的是：開放一個溝通、討論、思考、形成共識、解決問題、學習新知的平台。
行之有年的「學生自治市」選舉活動，普遍存在於國中校園，然而，充其量只是學校公民教育的一個「活動」，是典型的為選舉而辦選舉，至於選出學生自治市長之後要做什麼？能做什麼？普遍無解，亦即「學生自治市選舉」這件事，和學校行政系統的運作是脫鉤的，如此耗費資源（包括計畫的擬定、學生的競選活動），其結果卻束諸高閣，甚為可惜，如果「學生自治市」的選舉，是有價值導向與目標的，例如：讓孩子從小用具體而微的「選罷法」來辦理選舉，孩子們用對校園議題的關注來提出政見，當選後用他們組成的內閣來實踐其政見，行政處室做幕後支援的工作，而促成其對「選民」的承諾。「學校是社會的雛形」此時進而成為「學校是理想的（或優質的）社會雛形」，孩子可以在一個理想的社會情境中學習當良性的公民。而孩子們又能以自治市組織為核心，造成校園生態（包括師生關係、學生在校園權限等）的改變（此時的「學生自治市」與行政處室是伙伴關係），創造新的校園文化。
在「學生自治市」組織健全的前提下，催生「學生法庭」，使成為校園中處理學生問題的司法機構。
策略思考
「學生自治市」和「學生法庭」的設置和運作，初期須由具民主素養、教育關懷和行政能力的老師，組成教學團隊，將其設置精神與內容轉化為課程與教材，成為學校社會領域教學的一條學習軸線，一面教學一面實施、修正。
學生有了初次經驗後（最好是高峰經驗），逐步提高學生參與這個運作的團隊的比例，同時對參與學生有深化課程的進行，鼓勵學生對校園議題提出看法，例如：服裝儀容問題、午餐問題、違規行為問題、上下學交通安全問題等等，並開放於全校市政會議（由全校師生共同出席）中公開討論，逐漸形成全校師生的共識，會中邀請老師擔任顧問團隨會指導。
對有意願任職「學生法庭」的學生，辦理遴選（需先訂定標準）、測試和訓練，並有在職教育系統，法庭組成之架構、校園違規訴訟事件處理之流程、檢院之分際、陪審制度等等之建置，悉為具體而微之法庭，並強化其「經驗」與「學習」之功能。
由有民主和法律素養的老師群擔任「陪審團」，並負指導之責，「學生法庭」對校園事件之判決，具學校法律效力，行政人員與老師則予以尊重。
角色的轉換
傳統訓導人員基於學生安全和校園正義的需要，一直扮演校園警察的角色，從發現違規行為到蒐證到依校規處罰一手包辦，當「學生法庭」運作系統啟動後，訓導人員和老師的角色改變了。遇到校園違規事件，訓導人員和老師扮演的或許是檢察官的角色，負責蒐證和起訴，或許是辯護律師的角色，或許是原告的角色，學生自治市的成員也可以扮演和老師一樣的各種角色，如此，在「校園事件處理」這個議題上，建構出符合人性，尊重學生權利的運作平臺，同時，也改變了校園師生之間的權利關係，解構了校園的威權，建構了一套理性的系統。
國中校園人權更重要的課題
「學生法庭」的設置與運作，落實了公民教育的目標，孩子在校園裡，是一個自在的參與者，真正成為學校教育的主體。然而，老師（含訓導人員）需具更寬廣的胸襟、更多元的能力和更大的彈性耐心的耕耘和等待，這才是當今爭取教師人權呼聲日高的校園裡最大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