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雅玲
週二（12/18）早上依約前往台東故事協會，這已經是第八次上課，帶領故事媽媽們討論「民主基礎系列教材」。今天的主題是「隱私」少年版，帶著早上熱騰騰的社會版頭條「法官一審判決，老師有權搜學生書包」的新聞剪報，想必這是最好的引言內容。
當我坐定，告知這則新聞，「很高興看到第一件關於學生隱私權的判決，不過這不是終局判決，而且早上我家那位法律人的見解是『這案子一定會上訴，而且很有可能會翻轉』……」，原本想大概講一下就進入少年版的內容，我話都還沒說完，大家就爭著舉手發言，媽媽們的反應超乎我預期地熱烈，不知道的人爭著看剪報，已經知道的，開始議論紛紛。
順勢改變今天的內容，好好來討論一下這則判決，在舉例解釋何謂「阻卻違法」之後，開始讓每個人充分發表意見，有一位第一次參加討論的賈媽媽，非常義憤填膺地搶著說，「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如果老師不能搜學生書包，那萬一學生帶的是毒品怎麼辦？再說學校的老師對學生應該有監護權才對，現在的家長在想什麼？明明校規都已經規定手機是違禁品，就是不能帶，家長應該在入學時，都知道校規的規定，不然不要去唸那所學校嘛！……」足足發表了將近三分鐘的高見，彷彿她是那位被告的老師。不過從來沒參與過討論的她，還真的將許多觀念都搞在一起，連監護權都出現了。
澄清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跟監護權概念無關，再將焦點帶回「學生的隱私權」與「老師的生活指導權」之間的關係，接著讓其他人表示意見。
小蘭媽媽：「我覺得搜學生書包好像不是很適當。不過……」顯然她需要更多訊息想一下。
她的話還沒說完，阿正媽媽接著：「可是，如果老師連搜學生書包的權利都沒有，那到底怎麼管學生？像現在學校老師不能打不能罵，真的都很難管學生，像我先生在部隊帶兵都也很難帶。所以我都會直接跟小孩的老師說，我家的小孩儘管教，要打要罵都可以。」阿正媽媽是個非常認真的故事媽媽，在聽了我的幾堂課之後，就已經在國小帶兒童版與少年版，但是現在我對她的感想是，喔，又出現一個『老師』了。
「如果你真的碰到一個不夠認真的老師，真的只會打只會罵怎麼辦？你還是這麼放心將小孩交給這種老師嗎？老師與學生之間真的只能有這樣絕對的關係嗎？」
在另一邊的平媽媽已經舉手好久了：「我也覺得，老師應該可以搜學生書包。雖然我贊成管教學生應該回歸人本，但是老師不能搜學生書包，真的很令人擔憂，像我在學校帶法治教育繪本，都會告訴學生，群體規範的重要，因為你不尊重別人，別人也就不會尊重你。」平媽媽也是熱心的法治教育媽媽。
在所有人發表意見一輪之後，我赫然發現賈媽媽的旁邊還有一個吳媽媽，她向來不主動開口，而我竟然就這樣忽略她。
吳媽媽開口之後，扭轉有點一面倒的情勢：「我覺得老師沒有權利搜學生書包耶！因為我就有切身之痛，以前我在7-11打工時，每天下班，店長就要檢查包包，感覺被當成小偷一樣，讓我感覺很不舒服！而且如果老師權力太大也不好。」沒想到吳媽媽曾有過這麼不好的經驗。
「的確，被當成小偷的感覺，是很令人不愉快！」有切身的經驗，看待問題的角度容易有不同的詮釋。
小蘭媽媽：「之前我小孩的學校也有發生類似情況，學生的補助金二千元不見了，老師有懷疑是某位學生，放學之後將全班留下，用了很多方式希望學生可以自己承認，沒想到，已經五點多了，還沒有人承認。於是在許多家長在場的情況下搜書包，最後真的就在老師所懷疑的那位學生鉛筆盒中搜出二千元。老師請問，那這樣算侵犯學生隱私權嗎？」
「你覺得呢？」反問是我最常用的一招。
小蘭媽媽：「我覺得應該沒有，可是如果沒搜到東西呢？」習慣討論之後，會開始舉一反三。
該是歸納、整理一下的時候，「之前有跟大家說過，所謂的權利概念是相對的，並不是固著確定的，會因著環境還有具體情境而有所不同。小蘭媽媽所舉的情況，如果在確認情況危急（兩千元可能是那學生一週的生活費）、老師已盡各種方式（都已經留到五點多了）等前提之下，那我覺得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搜學生書包，就算學生的隱私權有被侵犯，也是可以接受的事。」
「接下來要請大家再想想，如果你是二審的法官，接到這案子上訴，你會怎麼判？換個角度看問題，也許有不同想法。」
先從我之前漏掉的吳媽媽開始，她說：「我會判老師敗訴，因為老師不應該隨便搜學生書包……。」
「嗯，這位媽媽就是像有一種法官，如果家裡曾經被偷過，之後對於竊盜案件就會比其他法官判重一點。」大家聽到我的比喻都發出會心微笑，「那賈媽媽的意見呢？」
在聽過我們的討論之後，賈媽媽態度趨於緩和地說：「我還是會像一審一樣判老師勝訴，畢竟隱私權這種概念在台灣還不是主流的概念，判決還是要考量我們目前的民情。」
「而賈媽媽就像是會隨著新聞媒體報導起舞的法官，如果有新聞鬧得越大，判決結果就越趨向民意。」
接著換小蘭媽媽：「我也是會維持一審判決，不過會多一些要求與但書，以後有類似情況應該注意哪些事項。」
「老師，那她是哪一種法官？」大夥引頸期盼等著我的回應。
「我覺得小蘭媽媽是屬於謹慎的大法官，覺得社會穩定很重要，不會輕易做出與民意不同的判決，但是又希望社會能更進步，所以對於以後類似的情形做出較多的要求，所以會有很多但書。」
阿正媽媽：「我會維持一審的判決，不過我很擔心，像老師所說的，如果法界的意見未必是一樣的，那有可能改判，這樣一來我們的權益不就操縱在兩三位法官手上了嗎？」她真的很憂心忡忡，不僅對於司法的信心缺缺，也認為老師有權搜書包真的是很重要的事。
「首先，一審到三審，絕對不會只有兩三個法官，這一點妳可以放心！重點在透過判決，法官想要傳遞什麼樣的訊息與觀念，這就是我們一直在討論的，人與人之間的權利關係為何。接著請還沒發言的麗美媽媽，請問一下妳如果是二審法官怎麼判？」
「我覺得會改判，因為看起來老師好像沒有必要用搜書包的方法來進行『春暉』專案，再說老師又不是警察，用的方法還是要多注意一下。然後判賠償金一元，因為家長也沒有道理要求如此多的錢。」麗美媽媽的發言很中肯。
「嗯，麗美媽媽，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手段與目的之間要相符？這是一個很好的提醒點，學生的隱私權、老師的生活指導權都很重要，但是兩者之間的關係未必相互衝突。至於老師在解決問題所使用的手段是否符合目的，也是重要的關鍵，否則就會出現殺雞卻用牛刀的情形。」
鈴～鈴～鈴～，正當我們討論熱絡時，手機的鬧鈴響了，提醒我時間到了，只好匆匆的將今天的討論做個歸納與結論。
「其實『民主基礎系列教材』中關於隱私的內容，可以引伸出兩個重要想法『給予個人不受干擾的空間』、『尊重個別差異』。因為只有在不受其他人的干擾（包括他人的觀看、言語），才能享有真正自由的空間（無論是有形還是無形）。而這當中又需要『尊重個別差異』來作為人與人互動的基礎，每個人對於人我分際的界限所劃的範圍大小是不一樣的。有些人的範圍比較大，習慣與人分享，有些人則非常不能接受與人過於親密，這時候如果缺乏「尊重」，就會容易出現人際衝突的情形。」
「對一個嬰孩，是不需要也不用討論隱私，因為生存的需求更大於隱私，但是當他漸漸成長為有自己想法的兒童、少年，成人們是不是要開始學習尊重，在不傷害自己及其他人的底線之下，給他們一個屬於自己小小的範圍（可能是日記、書包、房間）不受干擾，看在成人眼中也許都是幼稚、不成熟的行為，但誰不是從不成熟開始的呢？」
「經過今天的討論，大家對於隱私有更多的概念了嗎？至於老師是否有權搜書包，我想不一定要在今天作出決定，只要我們對於權利之間的關係有更多的想法，這就是今天的收穫。很抱歉，今天時間有限，下禮拜同一時間再繼續討論。」
後記
隔日（12/19）東大附小舉辦民主基礎教材兒童版實施一年的成果發表會，有故事媽媽的教學演示、心得分享等，內容精彩、豐富。還有贈書儀式，是由台東西區扶輪社現任社長，知名的吳律師代表贈送50套少年版給東大附小。
最後的綜合座談，沒想到主持人汪校長臨時請在場兩位扶輪社友，一位是法律人、一位是教育者分別發表對於「老師是否有權搜學生」判決的意見。
吳律師：「學校不只是教授知識的場所，還是品德教育的地方，老師當然有權搜學生書包，不然如果學生帶些危險的物品怎麼辦？再說個人的通訊自由都可以被監聽了，為何老師不能搜學生書包？」
吳校長：「基本上我不太贊同，老師可以搜學生書包；就算真的要搜也要有合理的懷疑。我都跟我們的同仁說，原則上不要搜學生書包，若真的有必要也要有合理的理由，說不出來理由就不應該搜書包。因為老師在學校裡還是有權威的，有權威的人就不應該濫用權威。」
法律人跟教育者的意見剛好相反，這是 很有趣的事。站在推廣法治教育的角度，能夠聽到教育者能如此注重學生權益的見解，著實令人感到期待與興奮。這次的判決，如同一顆震撼彈投入校園、法律圈將掀起一陣陣漣漪與討論；這是好事，因為越多的討論，就越有機會釐清原本模糊不清的概念，二審判決的內容真是值得期待啊！
附註：以上內容非錄音逐字稿，是筆者理解之後又經過回憶的內容。若有誤解或無法真正傳達發表者的意見之情形，敬請見諒！
（本文作者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委員、法治教育向下紮根中心台東地區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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