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以箴（成大原交社、成大工業設計系五年級）
「你們、我們、他們」
至古自今，在不同的歷史時間點、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都有非常多種將人群分類的方式。可能以家族、階級、或是職業、族群，來判定一個人、或個體自己認同－的歸屬，然而，「族群」這樣的一種分類方式，可能是所有分類方式中，對成員的凝聚力要求最高、也對成員的行為影響最大的一種。
那麼，究竟什麼是「族群」？王甫昌在這本易讀的小書中，暢快地以社會學分析的角度，釐清「族群」的性質、提出「族群想像」的解釋角度、並以台灣的當代社會為例，就「四大族群」這種分類方式的成因、和族群其間互動的歷史過程，來說明一件事：「族群」從來就不是一套嚴謹的分類方式，族群的邊界也從來不是固定的；與其說「族群」是一種傳統的、歷史悠久的、依據血統、膚色、語言這樣本質性的差異來區辨人群的方法，倒不如說「族群」是一套在特定時空底下、在社會和政治的角力中形成的、有目的的分類方式，會是更貼切的觀察。
「族群V.S族群想像」
通常我們會認為，族群之所以成為人群與人群之間的界線，是因為一群人擁有共同的來源、共同的祖先，並共享相似的文化習慣和語言。不過，作者指出：「族群所認定的『共同祖先』與『共同來源』究竟是真是假，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如果一個群體認為自己有這樣的共同來源，就足以構成他們的族群想像。」這是因為我們幾乎沒有一個所謂「客觀」的標準來決定哪些人足以組成一個族群、哪些不是。我們以為「客觀」的標準其實是訴諸於歷史和文化材料的證據，然而，歷史與文化材料的研究中有太多灰色地帶，不同的詮釋立場都有機會找到各自的佐證。
因此，在思考族群問題時，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考前提是：「企圖去尋找某一族群的『本質』（不論是『文化的』或是『血緣的』），通常都是徒勞無益的」。以台灣普遍認知的「四大族群」：外省、閩南、客家、原住民這種分類方式為例，當碰到分類不明、難以歸類的人群－比如混血身分、外省第二代、閩南化的客家人、未被視為原住民的平埔族群時，我們要做的，並不是去定義「外省、閩南、客家、原住民」的特質和界線，然後試圖將其歸類到某一個族群裡；而是回過頭來，去檢視「四大族群」這樣的一種分類方式是如何出現、在什麼樣的社會情境裡出現、以及，為什麼這種區分方式變的比其他的區分方式更重要？（儘管這樣思考對許多人而言會感到不安／受到威脅）
事實上，目前大家耳熟能詳的台灣「四大族群」分類方式，最早大概是1993年左右才從葉菊蘭（當時的民進黨立委）提出，在那之前，恐怕人們不一定是用「外省、閩南、客家、原住民」的分類來歸類自己、區辨別人。舉例來說，作者認為，「閩南人」這個詞，從出現到目前為止（成書時間：2003年）還不到三十年，在清朝時，「漳州人」或「泉州人」的身分對他們而言是更有意義的。作者更認為，台灣目前的族群想像，其實晚至1980年代才開始萌芽，這樣的說法，與一般認為「外省、閩南、客家、原住民」打從一開始就逕渭分明、界線清晰的理解不太一樣。其後，作者仔細釐清了台灣不同族群分類／層次的建構過程，我們就以原住民族的部份來說明。
「誰是原住民？原住民是誰？」
現在，原住民族被視為一個相對於「漢人」的集體，幾乎不可能與「外省、閩南、客家」混淆，南島語系和漢藏語系的差異總算有著不證自明的本質性差異了吧？有趣的是，從原住民族的視角來看，在國家層級的統治力量掌控原住民族的日常語言之前，也就是最少在日治時代以前，原住民族各族之間，是沒有共通語言的；除了生活範圍內之外，也鮮少接觸不同地域的其他原住民族群，遑論視彼此為共同體。
更進一步來說，當前我們所認識的魯凱、阿美、泰雅……等16族，其實也是來自日治時代人類學者建構的分類，在那之前，一個原住民可能會是以「家族」、「社」、「部落」為最大範圍的自我類屬，而不是當前泛原住民族的集體認同；而相對於與漢人之間的差異，對他們而言，其他族群與我族之間、其他部落與自己的部落之間，這層區分可能來的更重要、或更實際。同時，一個原住民的認同也會是多層次的，一個卑南族、卡地布部落的人在面對漢人時，「卑南族」的身分類屬不一定比「原住民」的身分類屬來得顯著；而在面對其他原住民的時候，「卡地布部落」的身分可能比「卑南族」來得更關鍵，因為他們與其他鄰近不同族部落的關係，可能比同為卑南族的南王部落來的友善。
回過頭來，在2001年後成為原住民族的邵族、太魯閣族、賽德克族、葛瑪蘭族、撒奇萊雅族、沙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透過正名和文化復振運動的歷程，顯示出人群的自我歸屬與官方的歸納統計之間，存有相當劇烈的歧異。而在幾百年來（至少我們所知的）漫長的人群互動過程中，也有相當多的人群是當前16族的區分難以歸類的，比如說斯卡羅、箕模族、魯凱下三社等。又或者是近年致力於正名運動的平埔族群，如西拉雅、馬卡道、葛哈巫族等，雖仍有明顯的聚落、語言文化，但被政府以「將排擠固有原住民族資源」的理由拒絕承認其為原住民族（表面上的理由是「漢化過深」）。從這些案例中我們可以理解的是，族群的分類和界線經常是政治角力妥協下的、變動中的結果。
「動態的族群思索」
不過，族群意識也會是族群運動建構的結果。現在使用「原住民族」取代「山胞」這樣的歧視性稱呼，便是1980年代以來原住民族運動的階段性成就。縱然一個原住民可能有相當多重的族群類屬，但當面對到自身在主流社會中的不利處境時，只要是「原住民」，共同面臨的成長背景、甚至歧視和不公平待遇，會是相當類似的。因此當面對漢人族群時，泛原住民族可以跨越各族群原先歧異的文化背景和語言（透過使用殖民者的統一語言），建立起「休戚與共」的共同命運感、凝聚出泛原住民族認同，並藉此成功動員、介入政治結構的運作系統，來達到改變族群處境的目的。
作者這樣歸納：「族群意識的建構，不是在喚醒一個『沉睡的』、『既存的』族群認同，而是在創造一個『嶄新的』、『從未真正存在過』的人群分類思考方式。」如果族群運動工作者、以族群工作自居的媒體或教育者意識到，這些工作：組織、傳播或教育，從來不僅僅是在聚集部落組織、找回離鄉的年輕人、拾回遺落的文化傳統，而是更進一步，已經是企圖重構族群想像的一環－企圖告訴群眾你是誰、你應該是誰、因此你應該如何舉措的嘗試，則將有助於釐清工作方法，並確認行動路徑。
在近年的族群文化復振工作中，撒奇萊雅族是很令人振奮的案例。撒奇萊雅人從阿美族中正名出來、並在族群集體的共同受難經驗基礎上，再創造出新的祭典和服飾，成為凝聚當代撒奇萊雅人的重要象徵。但我們絕對不是在說，運動者可以憑空杜撰、拼湊出族群框架、然後動員行動；相反的，運動者只是在既有的、分散而零碎的社會現象和想法中，藉著環境機會，去凝聚人群、並試圖提出一個完整的族群論述來吸引成員的認同。
當一種族群想像透過族群運動而成為被普遍認知和接受的想法、並回過頭來成為人們詮釋日常生活事務的思考架構之時，族群想像便可能成為決定社會未來走向、發揮影響力的手法之一。也因此，這是為什麼探討「族群」議題時，我們不能夠忽略族群間的異質、和其間互動關係的社會脈絡，而必須「超越關於誰是、誰不是族群的文化或歷史內容的辯論（這種辯論通常不會有結果），而真正去面對：『為什麼這樣的思考方式（族群意識）在當下出現？它期望達到的當下目的是甚麼？』的問題。」藉此，我們才能夠在族群議題的反省之上，去思索台灣的集體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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