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詒絜（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四年級）
《書籍簡介》
書名：《殺戮的艱難》
作者：張娟芬
出版社：行人
出版日期：2010年11月15日
死刑是一種誘惑。
有正義感的人，
多少都曾經把死刑當作是一種實現正義的方式……
我們心裡都有一把尺，衡量罪惡與正義。
但是當我們執行了死刑，我們還能保住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嗎？
始於法務部長王清峰下台，2010年死刑議題自此開始延燒，媒體與大眾輿論在殺與不殺之間擺盪。作者張娟芬親身採訪死刑犯，讓大眾看見死囚在罪刑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並於此書回溯沸沸揚揚的2010年，剖析台灣司法制度在執行死刑上尚存在的缺失與不健全，讓大家深思以暴制暴之下暗藏的問題。本書提供一個空間更寬廣的思考平台，讓社會大眾能以更多元的角度來衡量生命的重量。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89010
《書評》
《殺戮的艱難》是一本關於死刑廢存的辯證，作者張娟芬以多方面層次來解析死刑下的生命議題，其中包含以下幾個部分：讓人反思殺戮的艱難、台灣司法體系的不齊全以及媒體對於死刑議題所慣用的框架。
「死刑如果是件這麼替天行道的事，大家怎麼不搶著去做？」──
每看到一件令人髮指的殺人事件，也許我們會想問這個犯案者一個問題：「殺死一個人是不是件很簡單的事？」，但我們有沒有想過問問大力支持死刑的自己同樣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殺死一個人根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甚至讓人難以做到，那麼為什麼我們可以殺死一個死刑犯？是因為這個死刑犯輕易地殺了人，所以我們也可以輕易地殺了他嗎？那麼，照這道裡，殺一個人是簡單與否，完全按照一個人做了甚麼事為標準。然而，生命這件事可以如此輕易地套上這標準嗎？殺，有那麼簡單嗎？在《殺戮的艱難》中，作者提出了一個問題：想像一個你最討厭的罪犯，如果他戴上了手銬腳鐐，已經沒有反抗能力，但卻恰好落在你手中，你會不會殺他？這個問題的核心要旨是：如果今天這個司法體系需要我們親自處決死刑犯，那麼，我們還會支持死刑嗎？如果我們下不了手，為什麼會期望司法替我們動手？殺戮豈是這麼容易的事！壞人殺了人，但我們也借用了罪犯的心態殺了壞人，如果這是正義的勝利，那麼殺壞人的死刑犯是不是可以不被判死刑？殺好人和殺壞人，同樣不都是殺人？或許我們可不從死刑犯生命的可貴來探討，但殺戮是件多艱難的事。
「邏輯上，誤判不是反對死刑的好理由。但是實務上，誤判是反對死刑最有利的理由」──
生命和青春，失去了即收不回來，所以判定失去的每個程序皆需步步為營。仔細研究台灣司法體制和氛圍，這一步步，存在嗎？綜觀司法制度而言，第三審，所謂的法律審，沒有強制被告者需具有辯護律師，被告如果沒有辯護人，就等於縱使裁決還沒走到最後，但司法體制寧願提早先入為主，剝奪保護被告者的體制和權利。再觀量刑一制度的不齊全，一個人殺了人是不是就真的一輩子壞到底？美國和英國攤在陽光下的量刑制使有悔意和值得憐憫的被告有權減刑，但台灣的量刑制不僅沒有獨立程序，同時法庭實務上卻也不偏好給予被告舉證自己真心悔改或值得憐憫之處。你說，死刑是種正義，但這正義裡頭是充滿了多多的歧視和恣意？歧視和恣意又剝奪了被告多少的權利，同時創造了多少的冤獄？
「新聞框架的選擇，本是無可厚非，不過，馬可波羅的框架選擇，會影響到忽必烈的世界觀」──
「重大刑案框架」、「司法權能框架」，這三者對媒體來說是多麼有吸引力！採用了「重大刑案框架」，媒體將一個殺人者描述得多恐怖，似乎唯有如此能夠吸睛，但這些人真的這麼壞嗎？書中以陳金火為例，媒體用了「食人魔」來描述他，但鍋子裡的肉和碎骨頭由於DNA被破壞，根本無法證明就是人肉；再者鍋子裡的古投是像是被剁的，但屍體上卻是刀切痕跡，這連警方都無法具體事證，卻如此輕易被媒體拿來說嘴。「司法全能框架」告訴台灣人司法體系是完美無瑕，這完美當中不會容許任何一個誤判案例出現，但為何過去十年間政府已經發出四十六億八千多萬的冤獄賠償？台灣超過一半以上的人都支持死刑沒錯，但媒體卻不能因為迎合大眾而只報導那些被告者的不利消息，對於司法體制和被告犯罪背後的來龍去脈卻置之不理，那麼看似具有監督角色的第四權，是不是隱約成為泯滅人權的幫兇。我們也許不能阻止它的存在，但我們可以選擇與它保持一段批判距離。
「對於一個嚮往正義的人，死刑多少構成一種誘惑。如果您心裡還是有七個支持與八個反對死刑的理由，老實說，我覺得正常。但是下次輿論又喊殺的時候，我們至少可以，停下來，想一想。」──
或許，對堅決反對死刑者而言，會認為這本書持有教化功能，但我相信本書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大眾能夠以不同層面，或是我們平常會忽略的層面，去多看、多想，而非在一個輿論大噪的時候，盲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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