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簡義明（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是當代台灣文學中最有活力與創造力的類型之一。它呈現出一種人與自然互動的理智建構和情感結果。在傳統古典文學中，文人通常是將「自然」當作是心志的寄託對象，用以抒情，表達內心風景，「自然」本身的存在價值與環境意義容易被忽略與架空。而當代的「自然書寫」則會把「自然」當作是一個重要的理解和觀察對象，作家藉由知性的態度與方法，重構自然世界的生態秩序，並用以反思當前世界的生存與環境問題。
人類科技文明的發展，從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有著前所未有的進步與飛躍，同時，財富的積累模式與經濟發展至上的精神，從先進國家一路向外蔓延。台灣，這個二十世紀初便在殖民國日本的帶領之下進入世界體系的島嶼，當然也逐步與全世界唱著同樣的生活旋律。就歷史事實而論，現代化與工業化絕對強化了「人定勝天」的信念，但也加速地摧毀了環境因子的平衡，面對時代的變局，有人敏銳地意識到人類生存的危機，提出一些對策與呼籲，在西方，我們可以舉出類似梭羅（Thoreau）、李奧帕德（Leopold）與卡森（Rachel L.Carson）這樣的名字，並且他們的著作也在近幾年進入到台灣的知識界、出版系統，並或多或少影響了一些本地的作者。底下便先就這幾位西方「自然書寫」的重要作家與代表作品進行扼要介紹。
梭羅的《湖濱散記》（1854年出版）可說是先驅與經典，他在北美的新英格蘭地區，用兩年多的時間，選擇在華爾騰（Walden）湖畔，以獨居、簡樸的生活實踐，來證明人類不必依賴資本主義過渡生產和過渡消費的邏輯，依舊可以創造靈性的價值，這種在荒野中追尋自我的形象，成為往後許多反社會的年輕人的精神典範。在這本書中，梭羅並用力捕捉大自然世界的幽微天啟，每一種生命的存在，都彷彿是透露著宇宙的奧秘。
李奧帕德的《沙郡年紀》（1949年出版）則是以優美寧靜的筆觸，從近到遠，從淺到深地勾勒出「土地倫理」（Land Ethic）的意義，他主張人類不過是地球生態系中的一種生物，我們需要和其他的生命和諧共存，並肩負起社群永續生存的主要責任，他還認為生態系的「穩定性」、「整全性」和「多樣性」乃是「土地倫理」的重要原則。當此書寫下「我想起我絞盡腦汁才能『寫出』一首詩，而黃腳鷸只需提起他的腳，便能『走出』一首更優美的詩」這樣的優美片段時，李奧帕德讓我們看到土地的心跳與文學的胎動如何緊密的交織在一起。
卡森的《寂靜的春天》（1962年出版）將文字紀錄和暴露環境問題的可能性與實踐意義推到極致，一舉喚醒了美國多數民眾的環保意識，促使政府農業部門重新調整在耕種上大量使用DDT的方式，並影響了全世界對公害議題的重視，美國在1970年代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環保的政府單位，也和此書發散的效應有關。卡森雖然是個海洋生物學家，但因為年輕時對於文學的喜愛，使得日後她在寫作此書時，將科學的「真」和文學的「美」融合在一起，用最柔軟的文字銘刻最廣闊的生態認識，以個人的力量翻轉了體制對自然的剝削和生態的危害，此書的出版可以說奠定了當代「自然書寫」的里程碑。
讓我們回到台灣的脈絡，從政治封閉、山林破壞、城鄉差距拉大的惡劣環境中破土而出的台灣「自然書寫」，彷彿注定帶有先天性的「運動」性格，雖然我們從文學史的脈絡中，辨識出它與鄉土文學的餘波、報導文學的血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可是，它究竟是一種獨特的文類，不僅在學科身世的歸屬上，糾結於文學、歷史和自然科學之間，而且它還挑戰著現有的人類文明與智慧。從1980年代初期到現在，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裡，台灣「自然書寫」產生了許多優秀的、不同類型的作品，雖然有些作品還在摸索的階段，顯得有些青澀與生硬、不易閱讀，但也有許多令人驚喜的佳作出現，就成果而言當然是豐碩的，而這樣的豐碩絕對不只是以量取勝而已，而是它們確實替當前的台灣文學拓深了許多創作視野。
1981年的元旦，「聯合報副刊」開始刊登韓韓、馬以工「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系列的專欄文章，後來它們在1983年結集成書，書名便是專欄的名稱《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這本書的出現可以說是標示著台灣「自然書寫」的起點。從馬以工、韓韓、楊憲宏、《人間》雜誌等站在台灣公害現場的相關呼籲，一直到劉克襄、洪素麗、徐仁修、陳玉峰、陳列等人親臨台灣土地的若干見證，晚近還有廖鴻基的海洋書寫、對鯨豚生命的關照，以及吳明益極為深刻成熟的蝴蝶書寫等。
以劉克襄為例，他從早期抗議詩人的形象，到後來完全投注於自然的觀察與寫作，並贏得「鳥人」的封號。自1980年代初期的《旅次札記》（1982）以來，每隔一段時間，劉克襄總會交出形式與內容各異其趣的新作品。《旅次札記》烙印著他最早闖進台灣各地荒野與鳥類世界的歷史足跡，我們可以從中讀到台灣「自然書寫」萌芽階段的晦澀與一位青年的孤單。《隨鳥走天涯》（1985）則展現了他紮實的賞鳥功力，這其中又以〈沙岸〉為力作，「淡水河口」這個時空應該是劉克襄最為重要、日後不斷獲得力量的創作原鄉。而這階段的成果與示範，也替往後的台灣「自然書寫」建立下述的幾個標竿：長期的與定點的田野經驗、以單一物種為基礎的生態學探索、融和文學語言和科學語言為一體的嘗試。《自然旅情》（1992）這本書中的文字基因則是灌注愈來愈多的歷史與人文，這剛好跟1980代末期劉克襄著力甚深的歷史考據不謀而合，每一篇都在跟某個古老年代的探險家與文獻資料對話。
到了1990年代之後，「自然教育」和「自然旅行」成為他書寫和生活實踐的兩大重點。陪伴兩個小孩在台北盆地的成長，讓他重新去探索在都會中發現自然、體驗環境的可能性，他用了整整三年的時間，以百科全書的翻閱方式，去解讀、觀察、臨摹小綠山生態系的所有意義，這項高難度動作的練習，對劉克襄造成的影響異常深遠，在書寫的層面，我們可以看到在「小綠山」（1995）三書中，他的文字被龐雜的動、植物學知識、生態學理論與種種書籍未曾載明的動物行為現象給拉扯著，有太多的疑惑不是過去單純觀察鳥類時那麼容易解決，於是，猜測、不安、不確定的種種情緒便構成此時的主要敘述基調。但這些錘鍊是為了學習一種更接近「自然」頻率的語言，也是為了成就一種更具創造力的文學形式。
《山黃麻家書》（1994）是「小綠山」這龐大企圖的實踐過程中，意外形成的一項驚奇。劉克襄對小孩成長的呵護與期待，和在這漫長觀察創作中所逐漸累積的心得，交融成一篇篇短小、但異常溫柔的文章。這些文章多半是以家書的形式，較為感性的紀錄下他每次觀察和旅行的心得。希望他的小孩在長大後，能分享、感知爸爸在自然觀察這一路上的尋覓、挫折與喜悅。在這樣真摯的感情與心願的驅策下，劉克襄把對自然的「愛」和對孩子的「愛」攪拌在一起，此等化學效應形成源源不絕的創作與實踐動力，使得作家擁有更堅決的意志，跨出更遠的幅度，在文字與思想的邊境冒險。
劉克襄同時期的另一創作重心，是藉由綠色旅行的途徑去填補都市生活和視野的侷限，並有意以此方式和時下流行的「旅行文學」對話。不需飄洋過海、也不用古老的歷史來炫耀或憑弔，只要在這個蕞爾小島上，做些短距離的移動，就可能會發現台灣的細緻與遼闊。他用個人的體驗來告訴我們，島嶼上的人都可以藉這樣的移動來認識彼此、溝通差異。
我們從劉克襄多產與多元的成績單中，感受到了這個文類的創造力與可貴，它示範了文學和土地親近的可能，也打開了人類通往自然，並重新尋獲和地球和解的道路。當我們可以從這些作品中重新反思自我的生存態度，並用更友善的目光來對待土地上的其他生命時，一種更永續、萬物平等的世界圖像才會真正降臨吧！
《推薦書單》
吳明益，《蝶道》（台北：二魚文化），2003。
陳列，《永遠的山》（台北：聯合文學），1998。
廖鴻基，《鯨生鯨世》（台中：晨星出版社），1997。
劉克襄，《劉克襄精選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3。
劉克襄，《十五顆小行星：探險、漂泊與自然的相遇》（台北：遠流出版社），2010。
Aldo Leopold（李奧帕德），吳美真譯，《沙郡年紀》（台北：天下文化），1998。
Henry David Thoreau（梭羅），孟祥森譯，《華爾騰：湖濱散記》（台北：遠景），1993。
Rachel L.Carson（瑞秋‧卡森），李文昭譯，《寂靜的春天》（台中：晨星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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