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簡華明( 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組長)
《書籍資料》
中文書名：不得立法侵犯－蘇利文案與言論自由
英文書名：Make No Law：The 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作 者：安東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
譯 者：蘇希亞
出版社 ：商周出版公司
出版時間：1999年(民國88年)
《書評》
壹、前言
1791年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s…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此修正案的起草人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1751-1836)清楚地預見到政治的民主與言論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有著密切關係。而1960年發生的蘇利文控訴紐約時報誹謗案，衝突延燒了4年之後，該案在1964年經由美國最高法院的決定性改判而出現轉機。其不啻是對「紐約時報」的存續及媒體的報導自由造成莫大的威脅，更是美國言論自由與民權運動的重要轉捩點，成為人權史上的經典文獻，包括台灣在內的世界各國，常將此一判例予以廣泛地引用。
貳、本書內容介紹
由「商周公司」出版的「不得立法侵犯－蘇利文案與言論自由」這本書，是由安東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所原著，而由蘇希亞翻譯而成。安東尼是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曾獲頒二次普立茲獎；他在哈佛法學院任教達15年，講授「憲法與出版」課程。經由作者春秋之筆，完整地紀錄及分析美國最重要的誹謗訴訟。本書的故事背景即是在1960年，美國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警察局長蘇利文，控告紐約時報所刊登的全版廣告，涉嫌對其誹謗。雖然，這則廣告確實挑戰了美國南方的種族隔離觀念，但其廣告內容僅提及「南方暴力人士」等字眼，並未指名道姓某個人，卻引發紐約時報所意想不到的餘波盪漾。
本書整體而言，是流暢易讀的，好像說故事般引人入勝，而不會感到枯燥。其分為20章，各章內容介紹如下：
第一章、傾聽他們發出的聲音
第二章、蒙哥馬利的回應
第三章、隔離與不公平
第四章、審判
第五章、報紙被消音了
第六章、自由的意義
第七章、危害治安法
第八章、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九章、何姆斯、布蘭迪斯不同意見
第十章、蓬勃的自由
第十一章、進軍最高法院
第十二章、永遠都不是時候
第十三章、希望我說的，能使庭上滿意
第十四章、第一修正案的核心意義
第十五章、蘇利文案的意義
第十六章、在最高法院內
第十七章、公眾與私人
第十八章、舞已經結束
第十九章、另起爐灶
第二十章、後記
第一章至第五章重點介紹
「捍衛金恩博士和南方自由委員會」為了募款援助金恩博士及其他受迫害的南方黑人，由委員會的義工莫瑞（劇作家）撰寫廣告文，委託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在1960年3月29日，紐約時報即以斗大的標題寫著：「傾聽他們的聲音」刊出，在廣告內容如下：
「今天，全世界都知道，美國南方數以千計的黑人學生，正發起一項和平示威遊行，以宣稱黑人在美國憲法及權利法案的保障下，擁有人性尊嚴的生存權利。然而，在他們爭取保障的努力過程中，卻使他們遭受空前未見的殘暴對待，這是來自那些蔑視這法案的人們…。」
而廣告文更舉出幾個種族歧視的實例：
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的州會議廳前，當學生唱完「我的國家，也是你的」後，學生領袖隨即被校方開除學籍，而且，有一大批荷槍實彈、帶著催淚彈的武裝警察，在阿拉巴馬州立學院校區中嚴陣以待。當全體學生以拒絕復學抗議州政府濫用公權力時，他們所在的餐廳遂遭到封鎖，警方打算以挨餓迫使學生投降。
對於金恩博士的和平抗爭，「南方暴力人士」卻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武力脅迫來回應。他們炸毀金恩博士的家，還差點兒殺了他的妻兒；他們對他做人身攻擊；甚至以各種罪名逮捕他7次－像超速、遊蕩、或侮辱之罪的罪名。現在，他們更以「偽證」罪起訴他，這是一項可能使他被判10年的重罪……。
這則廣告只是個開端，而非結束，因為，一場法治與政治的嚴重衝突就此展開。儘管此則廣告並未指名道姓地批評某個人，但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警察局局長蘇利文，認為所謂的「南方暴力人士」即是在影射他本人，因而在1960年4月19日，蘇利文前往蒙哥馬利市的阿拉巴馬州法院，控告紐約時報涉嫌誹謗。蘇利文聲稱，廣告中提及蒙哥馬利市的部分，以及對付金恩博士的「南方暴力人士」等字眼，有誹謗他個人之嫌，他訴請50萬美元（就當時而言，是個天價）的損害賠償。而紐約時報亦聲明：所刊登的這則廣告，是合法廣告代理商循著正常作業流程處理，並由知名及本報訂戶共同付費刊載的，這則廣告並非紐約時報的新聞報導，亦非本報編輯的評論或判斷。
刊登「傾聽他們的聲音」這則廣告，竟導致紐約時報官司纏身，還可能必須支付高額的損害賠償，且紐約時報的辯護律師及高階主管，都無法說服他們撤回告訴。另一方面，阿拉巴馬州法院的法官及陪審團對北方報紙干涉種族議題的行為，也顯得相當不友善。而阿拉巴馬州法院在充滿偏見的瓊斯法官主導下，陪審團一致判定原告蘇利文獲得勝訴，紐約時報必須支付蘇利文所訴請的50萬美金的全額損害賠償。這個由瓊斯法官創下的判例，使得1960年代的美國報紙「噤若寒蟬」，因為他們必須冒著被控誹謗罪的高額賠償風險，去報導南方種族主義的真相。任何媒體特派員到阿拉巴馬州採訪，或到當地發行報紙、或接受當地人士廣告的報社，都可能被揪到州法院去。在新聞報導或廣告中，連名字都不曾出現的政府官員，居然可以要求賠償，並且輕易地就能夠使陪審團相信，是在影射其本人並使其名譽受損，甚至，推定該則廣告是個不實的報導言論。
1962年8月30日，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 of Alabama）確認了州法院對紐約時報的判決，不僅完全支持該項判決，還以更廣義的解釋，宣判了此件誹謗案，陪審團判定這則廣告內容「指涉且關係到」蘇利文。此舉無異對媒體在種族議題上的報導，造成更大的威脅，儘管紐約時報提出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觀點，但阿拉巴馬州法院以一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不保障誹謗言論」，即駁回了其聲請。因而，以民事誹謗訴訟威嚇媒體的策略，在美國各地即不斷延燒起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因為在節目中，探討蒙哥馬利市黑人聲請投票權的困難度問題而遭人控告，並求償150萬美元，南方各州政府亦紛紛仿效阿拉巴馬州的做法。是故，在1964年最高法院駁回紐約時報對蘇利文案判決之前，南方各州官員控告媒體誹謗罪的總求償金額，居然高達3億美元。
第六章至第十章重點介紹
在言論自由的發展史上，1919年最高法院大法官何姆斯（Holmes）有兩句話，是個重要的臨界點：「每一個案件的問題都在於，這些被告的內容，在這樣的非常時期，是否會造成『明顯而立即的危險』（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而導致實質的危害（substantive evil），如果是的話，國會即有權防患未然。這是『接近與程度』的問題（proximity and degree）」。因而，言論自由受到美國最高法院的認可，成為憲法的最高價值，肇始於1919年10月，時年78歲的大法官何姆斯在「亞伯瑞斯訴美國政府案」（Abrams v. United States）中的不同意見。他說：只有在言論市場（the marketplace of ideas）裡，真理才會得到最佳的檢證。
另一位與何姆斯一起並肩作戰、捍衛言論自由的大法官布蘭迪斯（Brandeis），在1927年「惠尼訴加州政府案」（Whitney v. California）對於言論自由的理想主義觀點，在其提出的協同意見（concurring opinion）中表露無遺：
「美國獨立建國的先賢們相信，國家的終極目的在於讓人民自由發展，並且採行三權分立、彼此制衡，以遏阻專斷政權。對他們而言，自由既是目的，也是一種手段。先賢們相信，自由為幸福之本，而勇氣為自由之本。他們相信，自由思考和言論，是探索和散播政治真理不可或缺的方法。如果，沒有言論和集會討論的自由，則政治真理無以立足；如果，人民得自由發言和討論，則可提供適當保護以防範有害思想的傳播；自由最大的敵人，是思想僵化的人民；公眾討論是政治責任，更應是美國政府的立國基本原則。先賢們承認，開放典章制度供人民討論，的確有其風險，但他們更清楚，社會秩序不能以懲處違規的恫嚇來維持；況且，扼殺思想、希望和想像，更容易招致危險。只有讓人民自由討論政府缺失和補救之道，才有所謂的國家安全；而且，對於錯誤決策適度的補救，通常成效卓著。先賢們也認識到輿論的理性力量，而儘量避免以法律使人民噤若寒蟬（這是最惡劣的權力主張）。他們承認多數暴力的可能性，所以增補憲法修正案來保障言論和集會的自由。」
何姆斯在1919年「亞伯瑞斯訴美國政府案」（Abrams v. United States）中的不同意見，以及布蘭迪斯在1927年「惠尼訴加州政府案」（Whitney v. California）對於言論自由的意見，猶如破石穿巖的水滴，在迂迴之中，終於促使最高法院做出解釋－「言論和出版自由」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障。而在1931年，最高法院審理第一宗重大的「出版自由」案件－「尼爾訴明尼蘇達州政府案」（Near v. Minnesota）；十年後又出現布里吉斯案，這二個判例在言論及出版自由上，是個重要的判例，且當時大法官的正反意見表決均為5比4，都是支持自由的一方獲勝。儘管二案最後均以「勉強多數」（narrow majorities）作成判決，卻也都被視為憲法的座標點，反映了言論自由的價值，對於蘇利文案中尋求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紐約時報而言，具有相當的意義。
第十一章至第十五章重點介紹
紐約時報僅因一則未曾提及原告姓名的報紙廣告，即被阿拉巴馬州法院判處高額賠償金額予未受財物損失的公職人員，這種不公平的現象，因種族仇視的氛圍而更加強化。在1962年的社會環境中，紐約時報要獲得平反，無異是難如登天。對於州法院根據州法所審判的案件，美國最高法院無權改判；不管判決多麼地不公正，最高法院僅在案件涉及憲法或聯邦法令時，才有權覆審。至於誹謗訴訟，是個不折不扣的州法案件，不管損害賠償金額多麼地怪誕，或是引用的法律多麼地風馬牛不相及，都不會被認定為觸犯憲法條文或第一修正案的案件。然而，紐約時報找上專攻憲法與最高法院，並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任教的賀伯特．威克斯勒（Herbert Wechsler）教授擔任辯護以說服最高法院。為了順利將蘇利文案以第一修正案送進最高法院，威克斯勒必須讓人民信服，如果不合時宜的誹謗法持續袒護蘇利文這樣的公職人員，那麼它可能違反了憲法的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原則。
1963年1月最高法院終於同意覆審「蘇利文案」，這宗誹謗訴訟在1964年1月6日開庭辯論，威克斯勒直接面對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發言及詰問對話。同樣地，蘇利文的辯護律師內克曼，亦在法庭內接受9位大法官的詰問。而在隔天中午，這個案子辯論終結，一切均掌握在大法官手中，律師們除了等待和揣測審判結果外，什麼事也不能做。終在1964年3月9日，最高法院全體大法官一致同意，判決駁回。由布瑞南（Brennan）大法官負責主稿的判決文，結論指出：
我們論斷本案時，應慮及我國所許下的一項意義深遠承諾，亦即有關公共事務之辯論，應該是百無禁忌（uninhibited）、充滿活力（robust）、完全開放的（wide-open）；其中也應該包括對公職人員的激烈、尖銳，甚至令人不悅的批評……。本案這則廣告所表達的是，人民對當前重大公共議題的申訴與抗議，理應受到憲法之保障。
布瑞南大法官凸顯出美國的自由特質：百無禁忌，甚至包容激烈、尖銳的批評，這是「蘇利文案」判決文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名言。布瑞南大法官的判決文，從布蘭迪斯、何姆斯等人的思想中，汲取自由觀點，交織成最高法院首次對美國的言論自由理論（即麥迪遜學說），所做的全方位論述。這篇判決文即是採取麥迪遜的觀點，以「美國是主權在民的國家」與「人民有評論政府的自由」，作為第一修正案的核心意義。
第十六章至第二十章重點介紹
蘇利文案只是個開端，而非結束，但布瑞南大法官的判決文，竟然問題重重，例如：什麼樣的行為，才算是「蓄意輕忽」真相，構成誹謗罪？在1968年的一宗案件中，大法官們為「蓄意輕忽」下了定義，亦即：如果作者或編輯在出版前，疏於查證報導內容，並不能認定他們蓄意輕忽事實真相；惟如果他們事前即已知悉報導可能有誤，卻仍一意孤行，付梓發行者，始構成蓄意輕忽之行為。「誹謗罪」，這個在過去並不屬於最高法院管轄權限的對象，自此以後，即得以列在最高法院的訴訟案件之中。但是，有關公眾與私人議題的案件，是個複雜難解的憲法規則，亦即如何劃分公眾領域生治與私人領域生活，是個重要問題。假如，某人刊登一則非關公益，卻與你有關的不實及不利的陳述，無論如何你都可以依據州法，獲判損害賠償，但憲法就不能應用於你的訴訟。另一方面，如果你是私人，但在有關公眾關切的事件中，遭到攻訐，那麼，除了符合州法的必要條件外，還得在第一修正案的規定下，證明有關你的不實陳述，至少對方具有無心之過；倘若，你是公眾人物或公職人員，則必須符合憲法原則，舉證該出版品之所為，具有已知或蓄意輕忽之不實。
如果沒有「蘇利文案」，媒體未必能像現在這樣地透視政府的權力及秘密，以及把政治事件真相呈現給大眾。然而，蘇利文案的事件背景，卻是美國南方的種族問題，本案自然對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為紐約時報辯護的賀伯特．威克斯勒（Herbert Wechsler），在蘇案發生20週年後，說了一段別具意義的話：「我想蘇利文案的判決之所以能夠『雖千萬人吾往矣』，是因為它忠實地反映了傑佛遜及麥迪遜的理想。麥迪遜說過，公民才是批評者，而不是政府。這是多麼偉大的理念！而在短短的國家歷史裡，得以見到國會和執政黨接受這個理念，對於那些關於釋憲的司法功能之人而言，又是多麼地欣慰啊！」
參、心得與省思
我國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而言論自由有追求真理、形成公意及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之功能，是維持民主社會所不可或缺之機制，是故，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對誹謗罪與言論自由，著墨甚多。另外，我國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而刑法第311條設有誹謗罪之阻卻違法事由相關規定，目的即在於維護善意發表意見之自由。
國內亦曾發生多起政府人員與媒體間之誹謗訴訟，就美國蘇利文案而言，在處理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保障時，以其大法官所揭示的「真正惡意」（actual malice）為原則，即須舉證該出版品是否具有已知或蓄意輕忽之不實，此為兼顧保障言論自由及名譽權之重要基礎。尤其，當我們看到1964年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判決文所宣示的：「有關公共事務之辯論，應該是百無禁忌（uninhibited）、充滿活力（robust）、完全開放的（wide-open）；其中也應該包括對公職人員的激烈、尖銳，甚至令人不悅的批評。」由此得以想見，民主政治是一種百花爭鳴、意見多元的社會，目的即在於避免產生所謂的「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而扼殺人民思想的自由。
此外，「不得立法侵犯」原本是一個國家保障人權的消極措施；積極方面，則是要「立法保障人權」。因而，對照目前有關戶籍法第8條請領國民身分證，應捺指紋並錄存之規定，如其將對人民之基本權利構成侵害，則當儘速予以立法刪除，除了可以確保人民之隱私權外，對國家的人權形象，也有正面的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