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簡華明( 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組長)
《書籍資料》
中文書名：法庭上的DNA
英文書名：DNA in the Courtroom
作 者：霍華德．科曼(Howard Coleman)、
艾利克．史威森(Eric Swenson)
譯 者：何美瑩
出版社 ：商周出版公司
出版時間：1999年(民國88年)
《書評》
壹、前言
去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即DNA，是為儲存遺傳資訊的生物性聚合物，其是個人獨一無二的生理特質，亦可謂是「上帝給予的身分證」，即使是保存了2千年的木乃伊，其DNA仍能被抽出。然而，在人權至上的民主時代，科學的證據相較於證人或被告的供述，要來得真實及可靠；尤其在刑事被告人權大大提昇，擁有緘默權、不自證己罪及無罪推定原則之下，傳統上以被告自白定罪的偵查方式，已為法律所不許。因此，犯罪證物的蒐集及鑑別，可以說是實現正義之鑰。
民國92年4月，我國刑事局即曾破獲發生於88年10月間之南部某科技大學女學生遭性侵害及殺害案，破案之關鍵，即在於警方蒐集兇嫌所丟棄之煙蒂，經鑑定出嫌犯之唾液DNA後，再與被害女子腹部咬痕遺留之唾液，經DNA比對分析符合後，最終令兇嫌俯首認罪，而宣告破案。諸如此類，以DNA鑑定分析而偵破之妨害性自主案件，每年不知凡幾，對於被害者之人權，獲得很大的保障。
貳、本書內容介紹
由「商周公司」出版的「法庭上的DNA」這本書，是由霍華德．科曼（Howard Coleman）及艾利克．史威森（Eric Swenson）等二人所原著，而由何美瑩翻譯而成，本書是國內第一本將法庭科學之DNA鑑識科技譯成中文者。而本書作者曾在無數的法庭案件上，以專家證人的身分為檢方或辯方出庭。作者認為： DNA這個強而有力的犯罪制裁武器，將使人民的安全更獲得保障，且DNA和正義，有著密切的關係。
本書共分為6章，各章內容介紹如下：
第一章、當科學遇上法律：DNA戰爭
第二章、DNA證據
第三章、實驗室中的DNA
第四章、DNA在親子關係鑑定上的應用
第五章、法庭上的DNA
第六章、DNA與辛普森：世紀大審
第一章重點介紹
DNA被應用於法庭鑑識，是在1984年英國萊斯特大學遺傳學家亞力．傑佛瑞（Alec Jeffreys）的研究開始，傑佛瑞發展出一種科技，在存放數年、已乾涸之血跡鑑識樣品中發現，DNA分子每個人彼此相異，此一身分辨識方法，也由實驗室帶進了法庭。傑佛瑞此一新式的基因辨別法，經由一件移民申請案的親子鑑定成功案例，而獲得英國內政部的認可。
而在1986年11月21日，傑佛瑞為英國警方所逮捕的姦殺案嫌疑犯，以DNA化驗現場所採取之精液及嫌犯血液樣本，鑑定出並非同一人，成為因DNA科學鑑定而還給了嫌犯清白的第一件案例。最後，在1987年9月，傑佛瑞再為警方所逮獲之另一嫌犯實施抽血檢測，鑑定出其與兩名被姦殺的女學生身上所採集到的精液相吻合，而告破案。自此，法庭DNA鑑定也正式上路了。
法庭DNA鑑定在美國的發展，幾與英國同步。1987年11月3日，一名被指控涉嫌強暴的嫌犯湯米．李．安德魯（Tommy Lee Andrew）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受審，而專家證人鑑定的結果指出：安德魯的DNA與被害女子身上所採集到之精子DNA相吻合，而具有相同DNA的人類，其機率僅有百億分之一。之後，因DNA鑑定的成功案例，而形成一股旋風，很多的刑案也都依循此一模式而定案。紐約一名法官喬瑟夫．哈里斯（Joseph Harris）在將一名姦殺案的被告依DNA證據定罪後，稱讚DNA鑑識是繼「交叉詢問法（cross-examination）」之後，在尋求真相的努力中，最重要的貢獻。
第二章重點介紹
本章說明了DNA鑑定的標本來源，計有以下八種：
一、血液：
血漬中的血液，有可能來自兩個以上不同的人，運用DNA鑑定，除了可瞭解其是否為混合物外，亦可決定樣本是否來自不同「性別」的人，此為DNA分析的一項重要物理性特質。
二、精液：
最常被送交進行DNA分析的證據，即是「精液斑」，精細胞特有的染色形式及顯微鏡分析，都可幫助確定精液斑是否來自陰道。由性交後的陰道採取的精液，一般都會包含精細胞及陰道細胞等二種，家具或衣物上已經乾燥的精細胞，即使在經過數年後，仍可進行鑑別。
三、組織：
由驗屍時取下的組織中分離DNA，是一件簡單的工作。因槍擊或其他外傷，而散落的身體部位小塊組織，或仍附在刀械或子彈上的身體組織，有時可提供足夠的DNA進行比對。採用此種組織碎片進行「逆向親子鑑定（reverse paternity）」，可與存活的家庭成員交互比對，以確認死者之身分。
四、經化學處理的組織：
目前有兩種最常見的化學處理，分別是因醫療目的所做的「甲醛固定術」及防腐，在這二種組織上，亦能成功地進行DNA鑑識；甚至在經過數年掩埋的屍體上，也能得到不錯的結果。
五、髮根：
只要1至5個髮根，即可提供足夠的組織，以進行RFLP分析。在落髮或頭髮生長的休止期間，頭髮中只含有少量的DNA，因此不適合用在常規的鑑識方法之中。
六、唾液：
犯罪現場所遺棄的香煙頭、酒瓶、杯子、電話筒、齒痕等，甚至於在黑函恐嚇案件中，取下沾在信封蓋及郵票上的唾液，均得進行DNA鑑識。
七、尿液：
由尿液中取得DNA的機率並不高，因為身體健康的正常人，並不會將帶核的細胞排至尿液中。目前較常進行的，是對引起爭議的藥物篩檢樣本進行DNA鑑定。
八、受孕後的產物：
早產兒是目前最常用來進行分析的無生命受孕產物，這類案件是因少女與他人發生性行為後，所引發的親子關係訴訟。
第三章重點介紹
成人體內有超過100兆個以上的細胞，這些細胞多數在其中心有一個內含絲狀染色體束的細胞核。構成一個人所需的所有資訊及指令，就隱藏在這些染色體之中。每一個正常人體內細胞，都有23對染色體，係分別來自其父母一方。在這些染色體中，儲存了超過10萬對以上最基本的遺傳單元，稱為「基因」。基因決定了一個人所擁有的遺傳特質，基因是由去氧核糖核酸（DAN）所組成，因此，DNA即是構成生命最主要的分子。子女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含有當初受精卵內，一半源自母親、一半源自父親之所有DNA。
因而，DNA即是構成染色體並控制所有遺傳特徵（如：眼睛、頭髮及膚色等等）之化學物質，亦即DNA是由一長串許多不斷重覆的簡單元素所構成的聚合物，除了同卵雙胞胎外，每一個人身上的DNA都不一樣。另外，DNA存在於含有細胞核之細胞（如：白血球、骨細胞、髮根細胞及精細胞等等）之中，一個人身上的DNA，終其一生都不會改變。
第四章重點介紹
DNA鑑定所須採集血量極少，約一小湯匙左右，兒童及嬰兒都能容忍此一採血量。目前，亦發展出不須採取血液，而是改以「口腔抹片」的方式，即用一根棉花棒伸到口腔內，摩擦內側腔壁完成取樣，此種採樣方式已愈來愈普遍，且可信度亦令人接受。
另外，親子關係鑑定，目前應用在以下情形：
一、胎兒及新生兒鑑識：
目前最常見及最有效之親子關係鑑定，即是採取新生兒的臍帶血進行檢測。
二、親屬關係分析：
任何3至4位近親之基因型組合，都可獲致非常肯定的結果，如果進行檢測的親屬人數太少，機率即會下降。
三、手足關係分析：
手足關係不若父母或子女般密切，如果父母均不存在之情況下，比較難得到一個顯性之結果。而最難的親屬關係分析，是在僅有兩位受測當事人存在之狀況下，而要判定其究竟是親兄弟或表兄弟；如果增加受測的兄弟姊妹等家族成員，則可大幅提高測試的成功機率。
四、刑事罪犯親子關係鑑定：
最常見及最令人困擾的刑事罪犯親子關係鑑定，通常是那些涉及兒童性侵害的案件，因為性侵害者，有可能是家中近親或密友，而這類案件常在物理證據消失後，才被揭發。
五、基因關係重建：
這種方式通常在謀殺案件才用得上，假設有一小塊組織樣本取自身分不明的屍體上，或是刑案現場採到一小滴血漬，如果辦案者能大概知道特定的受害者範圍，則透過受害者父母或其子女之DNA測定，則可確認死者之身分。
第五章重點介紹
DNA證據在刑事司法系統中的最佳運用，無疑是讓原本被誤認、誣告及冤獄的人能平反獲釋。在1984年發生的佛瑞迪（Fredrick）被控綁架、勒贖及強暴聖地牙哥一名婦人的案件中，受害人當面指認犯案的人即是佛瑞迪，儘管有數項足以證明其無罪的證據，佛瑞迪仍被定罪。而在佛瑞迪受審時，法庭尚未開始引用DNA證據，然而在基因比對法的有效性被普遍承認後，一直辯稱自己無辜的佛瑞迪，向法庭提出進行DNA鑑識的要求後，加州上訴法院也同意了他的請求。
在1994年4月，由一家私人實驗室所作的報告，將佛瑞迪排除在涉案嫌犯之外，縱使如此，地區檢察官及審判法庭仍然拒絕重新審理本案，直到聖地牙哥當地的一家電視台深入報導此案後，輿論的壓力使得法官不得不發出重新鑑定的命令。而重新鑑定的結果，也同樣排除佛瑞迪的涉案嫌疑。到了1994年9月，所有鑑定結果都出來了，佛瑞迪在經歷10年的監禁後，終於重獲自由。
DNA證據之可信度，可從以下四點事實獲得強調：
一、在所有採用DNA鑑識的案件中，迄今從未發生因DNA比對結果被定罪，而後卻發現是冤獄之情形。
二、在所有涉及DNA的法庭案件中，未有人因DNA比對後，被排除在嫌犯名單之外，最後卻仍被定罪的。
三、即使在DNA證據未被引用的情況下，幾乎所有接受DNA比對的嫌犯，都自己承認有罪，或最後被確認有罪。
四、所有經法庭要求進行重測的DNA案件中，從未有任何案件在重測後，得到與原來鑑識結果不同的結論。
第六章重點介紹
DNA鑑識對婦女而言，別具意義。DNA鑑定不僅是道德、法律或公共政策的議題，它還是一項女性議題。90％涉及DNA案件的受害者，都是婦女。最常應用DNA鑑識的案件，即是強暴案。強暴案一向是最難偵辦、也是報案率最低的案件，且報案後的逮捕率，大約是5成；而被逮捕後能順利定罪的比例，更是在5成以下。DNA鑑識能使犯案者在對婦女施暴後，較易得到應有的懲罰。
對DNA鑑識的爭議是一開始即有的，自由派人士擔心DNA鑑識會遭到濫用，而侵犯到隱私權。然而，最近美國高等法院對道格案（Daubert）的判決，或許有助於釐清科學性證據之接受與否的問題。判決中鼓勵法官在評估新的科學性證據，採取較為寬容的態度。另外二種解決方法，一則是讓上訴法庭來確認DNA鑑定法；二則為透過立法，來確定DNA證據的可接受性。
參、心得與省思
DNA是人類遺傳的物質，它記載了個人獨一無二的特徵訊息。然而，在DNA科學鑑識問世之前，對於人別鑑定的方法，傳統上係借助以下二種比對法：。
一、指紋比對法：
由於指紋具備有：（一）人各不同、（二）終生不變、（三）觸物留痕、（四）短期不滅等四大特性，傳統上即是刑事鑑識的利器。但隨著時空的轉變，其重要性已大不若前，此乃因重刑犯或慣犯在犯罪時，多半不會在現場遺留下指紋跡證，因為戴上手套是件輕而易舉之事。其次，指紋比對所能建立的證據關聯性，亦大大地降低，經不起交互詰問之嚴格證據主義之考驗，除非還有其他佐證，否則縱使能證明嫌犯有到過現場，或者曾觸踫過物件及屍體，卻難直接論斷其犯罪之事實，特別是妨害性自主案件，最為明顯。因為，如果蒐集到的證據未能達到「確信」被告有罪時，即可受到「無罪推定」及「有疑惟利被告」等原則之保障。
二、血清檢測法：
在嫌犯戴上手套及穿上鞋襪，不太可能會留下指紋及掌紋時，倘其不慎在現場或被害人身上遺留血跡、精液斑點等證物，傳統上即會借助血清檢驗的方法，分析其血型（如：A、B、O及RH型等），但其只能做到排除某人涉案的效果，對於證明何人涉案的效果，卻相當有限。因為，相同血型類別的人口數太多，無法做到人別鑑定的精準程度。
然而，近十餘年來拜科技發達之賜，DNA鑑識迅速地竄紅，成為「法庭的科學巨人」，現場所採集到的跡證，諸如：血液、精液、唾液、骨骼、組織細胞、器官、髮根等「微物證據」，都可借助DNA的分析鑑識，讓犯案者無所遁形。除此之外，國內目前方興未艾的民事親子鑑定（如：非婚生子女）及無名屍之辨識（如：空難屍骸）等，均可由DNA鑑定獲得確認。另外，我國在民國88年2月3日即公布施行了「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該法之立法理由在於：維護人民安全、協助司法鑑定、協尋失蹤人口、確定親子血緣、提昇犯罪偵查效能及有效防制性犯罪等，故特別制定此一法律。而應接受去氧核醣核酸（DNA）之強制採樣之人，為「性犯罪」或「重大暴力犯罪」案件之被告及犯罪嫌疑人等。且依該法所取得之被告及犯罪嫌疑人之去氧核醣核酸樣本，應建立DNA資料庫，此對性侵害及暴力犯罪等重大刑案，當可提供抽絲剝繭之效。此外，我國在民國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的刑事訴訟法第205-1條增訂了：「鑑定人因鑑定之必要，得經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之許可，採取分泌物、排泄物、血液、毛髮或其他出自或附著身體之物，並得採取指紋、腳印、聲調、筆跡、照相或其他相類之行為」。而第205-2條亦規定：「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採取其指紋、掌紋、腳印，予以照相、測量身高或類似之行為；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毛髮、唾液、尿液、聲調或吐氣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是故，我國對於得採集DNA鑑定之對象，法律已有明文規定，且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
然而，DNA鑑定並非無懈可擊，鑑定結果能否正確及昭公信，取決於檢體本身的無誤、檢驗程序的無誤及判讀數據的無誤等。另外，對於DNA鑑定的證據評價，也是關乎審判的正確性與否，因為任何證物都是要放在「證據關聯性」的脈絡分析下，才具有法律意義及證據價值。但無論如何，DNA鑑定運用迄今，儼然成為科學辦案不可或缺之利器，美國司法部在1996年6月曾發表一本名為「陪審團定罪，科學免罪－判決確定後因DNA鑑定證明無罪之案例研究」之報告（Convicted by Juries, Exonerated by Science: Case Studies in the Use of DNA Evidence to Establish Innocence After Trial），列舉了28個案例所有的判決確定被告，均是因DNA鑑定方法，得以洗刷其冤屈，其中亦不乏自白犯罪者。因而，在保障人權的前提下，傳統以證人指認辨識嫌犯的方法，其誤認的機會不無可能，藉由DNA的鑑定，當可避免此一錯誤，還給當事人之清白。由此可見，DNA科學鑑定與人權正義，確實有著密切的關聯。
《參考資料》
朱富美（民93）。科學鑑定與刑事偵查。台北市：翰蘆圖書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