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育典（成功大學法律系特聘教授）
法國發生《查理週刊》慘案後，許多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引用了一則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的小故事。在故事裡，幾名猶太人對穆罕默德說：「願死亡降臨在你身上」。有一天，被稱為信仰者之母的穆罕默德妻Aisha用同樣的話回擊那些猶太人，穆罕默德立刻指正：「Aisha !不要當一個粗鄙的人！真主阿拉絕不喜歡粗鄙！」
穆罕默德的這個指正，其實充滿著「同理心」的想法。事實上，對真正的穆斯林來說，崇敬先知同時代表必須遵循先知的準則，相較於任何粗鄙的伊斯蘭恐懼者言論、或者左派報社的諷刺漫畫來說，對嘲諷所進行的武力報復是對先知穆罕默德、更是對整個伊斯蘭教造成更大的褻瀆與傷害。
查理週刊遭到屠殺，在法國各地引發了聲援查理的運動；從「我是查理」到「我們是查理」再到「我們都是查理」，全法國到全世界，出現了千千萬萬個查理；無數個查理所代表的，絕非對種族主義偏見的支持，也不是企圖用言論自由作為各種霸權語彙的包裝，而是展現對言論自由的世界支持態度。
以同理心為界限
問題是，所謂言論自由的憲法保障界限，究竟要劃在哪裡？嘲諷與受辱之間，實在難以有明確的清楚界限！類似像《查理週刊》所刊登的嘲諷圖片，將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身體完全裸露，甚至暴露其生殖器官的嘲諷式極端言論，真的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的言論自由嗎？舉個例子來講，當臺灣出現裸露某個神明生殖器官的嘲諷圖片時，臺灣社會能否接受這樣極端言論的自由？到底言論自由保障的憲法核心價值是在哪裡？究竟言論自由的憲法保障界限要劃在何處？這一切可能要先瞭解言論自由的訴求起源、困境過程與保障目的。
言論自由起源於對中世紀君主專制絕對主義，及獨裁極權統治的一種反動。按在中世紀的歐洲，教會除了宗教性言論之外，亦掌控了其他的各種言論自由，例如：哥白尼一直要到死前才敢將「地動說」公開，而這樣的情形一直要到啟蒙時代才有所突破，例如：馬丁路德脫離天主教會另創新教，伽利略的地圓學說等，才慢慢開始挑戰教會的權威。在這些不同的意見與看法提出的初期，往往招致教會的無情打壓；有異議者或被逐出教會，或是失去生命。除了教會之外，君主專制政體對於人民言論自由的壓迫亦是不遑多讓，其藉由與教會的結合，也就是君權神授的思想，禁止任何對君主本身的批評，以及有關君主決策錯誤的資訊。也正是因為宗教與世俗兩方面的雙重箝制，使人民為了表達自我的理念以實現生命的價值，開始追求言論自由的保障，而使言論自由成為第一種政治上自由。
反觀東方，也沒有所謂言論自由的存在，從烏臺詩案、明史案，到近期雷震的《自由中國》案、美麗島案等等，在在都反映了人民的言論自由，在當時遭受了國家的限制。事實上，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要求國家應該使所有的人民與團體，在政治社會領域與國家決定程序的準備階段中，有機會去主張他們的想法與利益，並加以宣傳。就此而言，言論自由作為一個基本權，不僅是防禦的自由基本權，而且也是民主的參與基本權，是憲法對民主實踐方式的重要保障，這就是所謂政治言論自由的保障。因此，我國憲法第十一條賦予言論自由的保障，在使所有人民可以盡情的對公共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彼此能夠充分交換意見與辯論，藉此國民或立法者方能吸取各種來源的資訊，進而作成儘可能正確的決定。
因此，所謂的嘲諷式極端言論，如果與公共事務有關，應該受到憲法的保障。但是，若與公共事務全無關係，而只是嘲諷私人（並非政治或公眾人物）的問題，則難免涉及刑法上的誹謗罪。在此，以裸露某個神明生殖器官而嘲諷某宗教時，縱使嘲諷者是無神主義者，也應該以「同理心」作為極端言論的界限，倘若他人以父母生殖器官而嘲諷自己時，究竟自己能否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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