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梅君（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談論人權，就不能不談「資本主義」，也許你會說，這，會不會扯太遠了，太教條主義、太意識型態了？請容許我邀請您來思考這個嚴肅的問題。
討論勞動人權，則不能不討論資本主義運作的邏輯，因為這就是問題的源頭！這麼說我並沒有否定或盲目於前資本主義社會也有階級問題的事實，且是世襲的階級問題之嚴重性。但資本主義社會一切最終以交換價值為核心，以貨幣多寡為衡量的依據時，人與人的關係沒入背景，取而代之的是物與物的關係，這就會出現Karl Polanyi所指出「虛擬商品」的社會大崩壞，或Karl Marx所言「拜物教」的社會顛倒虛妄！屆時「人本」必然淪為空話！例如資本主義社會中最明顯不過的老年歧視與身心障礙歧視的問題，只有將其放在市場交換價值的透視鏡下才能理解何以農業時代有「家有一老，猶有一寶」的說法，到了資本主義雇用關係的時空背景下時，老年人的社會地位陡降，從象徵經驗與智慧的寶貝，淪為家庭及社會的依賴人口／被扶養人口，這是因為以雇用關係為支配的社會中，年齡漸長，勞動能力下降，自然不受雇主青睞，也就無所得，生活面臨無以為繼的風險，因而衍生出今日老年安養的問題，且成了諸多國家的重大社會挑戰；不僅如此，二十世紀幾波經濟危機後，資本主義經濟積累危機日重，資本主義大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導致二十世紀中葉後先進國家為降低生產成本，而採取生產製造的外移手段，結果是所謂的「競相殺價」（race to the bottom）的現象蔓延，進一步加快外移的速度，導致八O年代後歐美社會不得不採取所謂「去管制」的策略（de-regulation）來提供國內雇主留在國內投資生產的誘因，減緩外移所產生的大規模失業及政府稅收減少的問題。
然而八O年代去管制風潮至今已過了三十多個年頭，基本上遵循新自由主義經濟原則的去管制路線，今天看來並未解決資本主義積累的問題（無論有人認為是積累不足，或積累過剩），雪上加霜的是，資本主義社會所出現的週期性危機，較之以往更頻繁更嚴重，各路經濟學家面對接二連三出現的全球性景氣蕭條現象，也無不卯足了勁，提出各自的主張，但事實證明，今天全球已有23個先進國家的央行走上實施負利率之途，這恰恰好暴露出來主流經濟學之主張及各國政府在因應資本主義危機上已是黔驢技窮了。
在此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宏觀脈絡下，再來重新回頭省思全球勞動力市場低薪的現象，可能理解上較能超越輿論對於富人的種種道德譴責，例如為富不仁或貪婪的形容，或者訴諸「1% vs.99%」的貧富二元對立的情結。因為，今天眼見的這些社會病象，早已非個人道德缺陷或個別政府意志能轉移能夠解釋，而是資本主義系統結構性問題，問題背後的驅動力是內生於資本主義的運行邏輯：一切價值的衡量收攏到貨幣底下，誰擁有的貨幣量多，誰就是成功者！企業一切的行動與努力是為了資本積累與擴大再積累，即便這些企業也履行「企業社會責任」（CSR），但請不要天真的以為這些企業的運作是 CSR-driven，企業的基因仍然是profit-driven，因而其推動CSR的前提是CSR不妨礙甚至是有助於其利潤積累。
甚至，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在其間扮演的角色，豈止是一般人瞭解的「福國利民」，我們現在看得越來越清楚，國家政府的角色是協助企業「開疆闢土」，甚至動用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軍事經濟力量來確保且不斷向外擴張以維持積累不輟；資本主義國家間競爭世界市場的激烈程度，是有史以來最白熱化的程度，否則就不會有這些大國間早些年有無數回合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簡稱GATT）談判，乃至到後來我們熟悉的「世界貿易組織」（簡稱WTO）一次又一次的談判。也因此資本主義何去何從的問題，已不是學術上的頭腦體操了，而是各國所面對之赤裸裸的存亡戰爭，資本主義藉由這些年所表徵出來的一次次經濟危機，向世人揭露其內在體系的矛盾，也因此這些年西方經濟學者越來越多對經濟學主流教條的內省，但可惜的是當面對資本主義何去何從的問題時，絕大多數並沒有深入探究資本主義這套經濟體制的本質與內在邏輯，反而聚焦於表象上財富的重分配，亦即高舉分配正義的說法與對策，例如近年最著名的大概就屬2015年出版「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法國學者Thomas Piketty。財富重分配的說法，並不是不可取，但這仍停留在「治標不治本」的層級，先不論政治上各國有多大能耐能讓富人誠實納稅，及各國間跨國攜手合作查緝避稅的這個超級挑戰，僅僅財政手段的「治標」，我們將預見所有深陷資本主義之弊的社會，面臨的是永無止盡的鬥爭輪迴──勞vs.資／窮人vs.富人！
提到勞資間或窮人富人間的鬥爭，最明顯可感的例子莫過於全球勞動力市場低薪化趨勢，所引起的勞工團體抗議行動，例如美國多年前即已在許多大城市發動「生活工資運動」（living wage movement），多年努力才終於使得紐約，洛杉磯，芝加哥等紛紛調漲聯邦最低工資水準。台灣過去多年也因基本工資調漲，引發勞資團體數次激烈的交鋒，每一次啟動基本工資的調漲協商時，總是會聽到資方團體強硬地以出走或關廠為要脅，甚至望重士林的經濟學者也跳出來反對調高基本工資，最經典的說法莫過於2012年行政院創下首例否決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調漲基本工資的決議時，勞團抗議政府連一顆茶葉蛋都不給時，該經濟學者的回應卻是頗有威脅意味地表示，「不要說是一顆茶葉蛋，到時候連一粒米都沒得下鍋！」。此語出自台灣主流經濟學界的翹楚，一點都不意外，因為他們的邏輯是這樣：基本工資率調高，會讓雇主減少或不願意雇用弱勢邊際勞工，屆時這群最弱勢工人反而得不到就業機會，結果是連一口飯都沒得吃。但真的調高基本工資，讓工人面臨「愛之，卻害之」的結果嗎？
事實上，學界對此議題的研究並沒有給出肯定的答案，有的研究發現是調高基本工資會不利於邊際勞工，但也不乏得出基本工資調漲並沒出現失業率上升的結論。換言之，這兩者間的關係並無定論。但最近恰好有兩篇德國學者的研究報告，檢討最低工資法的影響，在此引述其研究發現，德國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後幾乎是全身而退，且之後所爆發的歐債危機中，德國再次向世人展現她在歐盟國家中的舉足輕重地位，該國於2015年1月1日訂定法定最低工資，以保護當時大約五百萬名左右勞動所得連最低工資率都不到的底層勞工。這是因為，即便做為資本主義國家勝利組的德國，也面臨工會率的下滑，非典型雇用的擴大，非典型勞工勞動條件日益惡劣的威脅，因而向來倚重勞資共同決定的團體協商機制，也無能保護底層勞動者（受到團體協約覆蓋的基層勞工，其工資不因此而有保障，更遑論那些廣大未受團協保護的基層勞工了）。究竟此新立法的效果如何？當時德國許多經濟學者的預言是會有大量勞工丟了飯碗，但一年後這些經濟學者不得不同意，原先他們所預言的失業劇碼並未出現；不僅並未出現，2015年年底德國的失業率來到1990年代以來的最低紀錄。根據德國聯邦雇用局（Federal Employment Agency）的統計，相較於前一年，典型雇用的人數反而增加，且低薪行業的整體雇用人數也增加，反而是非低薪行業的整體雇用稍跌一些，典型雇用人數增加的勞工當中，有不少原來是微量工作者，這些人在最低工資立法通過後，反而被企業轉換成典型雇用身份。原因是許多雇主在決定典型雇用與否，成本是考慮因素，既然最低工資法通過，雇用這些非典型勞工的成本增加，一旦成本超過某個門檻，對雇主而言，典型雇用更為有利，此其一；最低工資立法是否會讓雇主減少雇用，還得視市場蓬勃與否，如果景氣不錯，最低工資法的實施，並不會導致雇主減少雇用，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增加雇用以因應市場需求，此其二；甚至，因為勞方整體消費能力增加，對市場的需求上升，帶動整體就業的成長。不過，即使最低工資立法對勞動力市場有此正面影響，但吾人也不至於天真的以為各國的最低工資立法可以對全球低薪化的趨勢，發揮力挽狂瀾的效果。
走筆至此，我要表達的重點是：就業市場低薪化趨勢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內因性邏輯使然，那些向雇主／富人訴諸以情的道德喊話，或是訴諸以理的道德譴責，其實效果非常有限，因為商場競爭是零合消長關係，即便是合作也是暫時性的結盟，以利打擊共同敵人。當然，在資本主義體系結構性問題未能被認識且改變前，分配正義為重點訴求的治標行動，似乎成了主要的出路，但這是很辛苦的治標策略，一來會面臨雇主／富人的抵制，二來國與國之間的利害衝突與糾葛，大幅削弱了國家之間共同行動的可能，最近曝光的巴拿馬文件所凸顯的富人避稅與國家之間難以合作的問題是為明證。但這樣說並不表示個別政府並非無施力的空間，例如，大數據的年代，政府立馬知道那些行業及企業在微利年代仍享有高利潤，這些仍保有高利潤的行業及企業不應以壓低勞動條件來確保高利潤；再如，上市櫃公司出現治理問題時，董事會的結構難道不應重新檢討？作為有一定程度公共性的上市櫃公司，是否可以引入社會公益董事及員工代表董事，以確保公司治理不落入私利的計算中？！更重要的是，國家施政本身不應該成為低薪的幫凶，目前公務體系中，透過外包或派遣以基本工資率進用的勞工，甚至違法雇用的情況所在多有，這種對基本勞動人權漠視及侵害情形，不應是為政者容忍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