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天助（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
人權是身為人的基本、普遍權利，藉由人權的保障，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感受，並且具體表現其存在的價值、意義和尊嚴。因此，人權不應因宗教、種族、階級、性別和年齡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但是，長久以來，老年往往被視為生命的殘餘，老年人的人權並未受到社會普遍的重視。雖然，一九四八年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及人權公約，已經提出老人人權的基本原則和主張。但至今，老人人權充其量只是荒野中的空谷足音，難以具體落實。尤其，近幾年，台灣社會在偏向年輕人立場的世代正義論氛圍下，老年人常常被視為社會既得利益者，或是被看成國家的負擔，很容易讓老人人權的實踐，雪上加霜。
掀開中華民國憲法第二章的第七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其中並無年齡平等的宣稱，即充分顯示我國根本大法「年齡意識」的不足。在國家制度上，老年人也常會遭受不平等的對待，包括工作權、健康權和醫療照顧權等等。
日常生活裡，「老年歧視」更是屢屢可見。一般人常因年齡的緣故，而受到言語、行為上的譏笑、羞辱；老人受虐待案件也逐年攀升，衛福部保護司統計，五年來老人受虐案件增加近六成；老年人也常面臨居住問題，有將近九成的房東不願租給老人，因而多數老人能承租的住處多為地下室、倉庫或頂樓加蓋，居住品質相當惡劣。而一些公營住宅更限制申請年齡，直接將老人排拒在外。
此外，一些媒體，也常下意識的將老人低能化、弱智化。甚至，為了報導「事實」，而侵犯到老人生活的隱私權。近日更親聞在某一大學博士班的入學考試，有位年逾七十的考生，雖然生活歷練、知識水平、學習動機，都是考生中的上選，但卻因「年紀太大」、「學後無用」的原因，而被剝奪其教育權，失去「自我實現」的機會。
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每年會進行台灣老人人權指標調查。該項調查共分為五大項：（一）基本人權，（二）參與權，（三） 照護權，（四）自我實現權，（五）尊嚴權，共十七個題目，採李克特式五點量表計分。根據近幾年調查，台灣老人人權指標皆低於3，即「普通傾向差」的程度，並且每況愈下。顯示我國老人人權的推動與實踐，仍然有許多必須克服的障礙。
觀諸台灣老人人權的施行障礙，大抵有下列幾點：
一、老年人未能普遍覺醒，導致權利意識不足。
依據中華人權協會103年調查統計，對於老人人權有 49.6%的民眾抱持正面評價，認為人權保障程度「非常好」與「好」，有 34.4%的民眾抱持負面評價，認為保障程度「非常不好」與「不好」。若與102 年度比較，有24.3%的民眾認為比去年進步，有 20.1%認為比去年退步。顯示一般民眾多數人滿意於老人人權的保障。
相對的，老年學者專家對於台灣老人人權的評估皆傾向負面態度，除了照護權為 3.06 分，其餘指標皆低於 3 分，尤其是基本人權評分最低，只有2.67分。專家學者的判斷，是基於專業知識和實務經歷，而民眾調查則是主觀的感受與認知，顯示一般民眾對老人人權未能普遍覺醒的事實。
二、偏重消極的福利取向，缺乏積極的行動意識。
對於老人人權的保障，國家機關和民間團體，甚至一些專家學者，仍然偏重在年金、保險、醫療、照顧，或是休閒服務等層面，忽視健康促進、教育機會、工作就業與社會參與，甚至家庭生活權的積極面向。其中，工作權的保障更是當前最大的難題。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明訂，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但老人卻往往被排除在工作職場之外。根據主計總處最新統計，台灣近半數貧窮家庭「主要經濟來源」，是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這種現象集中在中南部與東部縣市。然而，台灣就業市場氛圍，不管公家機構或私人企業，對於老年人並不友善。至今，有能力、有意願工作的老年人，能真正落實其工作權者數目有限。因此，我國老人勞動參與率歷年來皆低於10％，與日本高於20％相較，落後一大截。
三、「法老王」心態，不利老人人權的推行。
老人並非同質性的團體，因此面對人權的保護與需求差異極大。一些老年菁英，擁有極大的威望、權勢與經濟資源，一直扮演著國家、社會重要領導人的角色。然而，一些弱勢老人，卻一直生活在貧窮線下掙扎。
根據經建會的報告指出，2012年台灣有44.7％的老人，全年可支配所得，落在五等分位的第一分位，屬於最低所得組，年收入低於27萬元，比前一年續增1個百分點，也比30～39歲的11％、40～54歲者12.7％高出許多，老年貧窮化的情況，非常明顯。按理，老年菁英應該比較會去照顧弱勢老人。但一些菁英往往存有「法老王」心態，認為老人生活品質的低落，是個人能力問題，不需國家、社會的保障。因此，在推動老人人權上，有些老年菁英往往意興闌珊，有時不但不是助力，反成為阻力。
因此，要有效推動老人人權，國家必須訂定老人人權法律專章，提供完整的政策架構，確立政府的責任；並且，建立完整、有效的施行、監視和可衡量的體系，確保老人人權的實踐。此外，必須制定老人人權手冊，清楚說明老年人如何運用其權利；透過社會教育方式，讓社會及老人本身，能夠確實理解老人的各種人權，一方面促進社會的覺醒，一方面保障老人的人權，方能建立一個健康幸福的「全齡社會」（society for all 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