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務勞動公共化，家庭職場要立法

文／顧玉玲（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 
 

你可以想像，全年無休是什麼感覺嗎？
 

在台灣，沒有親人、沒有朋友、資訊封閉的外籍家務工，可以連續三年，沒有休過一天假！
人不是機器，勞動者不能無限制工作。當台灣社會普遍接受週休二日的常態時，卻任令為數17萬的外籍家務工不受勞動法令保障，長期處於不休假的非人性處境。我們傍晚時分看見她們倒垃圾，我們在醫院、公園看見她們推著輪椅，她們是沈默、無以發聲的一群，而最大的壓迫來源正是台灣的外勞政策。
休假是基本人權：弱勢集結才有發聲的機會
長期以來，政府將老弱殘病的基本照顧丟給個別家庭解決，早形成台灣中下階層沈重的負擔。1992年，政府正式開放引進廉價的外籍家務工，以填補龐大的社福需求，她們散落在台灣個別的家庭、或醫院裡，以長工時、低工資的勞動條件，持續修補著台灣社會福利、照護制度的缺漏。諷刺的是，由於家庭類勞工被排除在勞動基準法的適用範圍外，使得這塊殘缺的公共社福領域徹底私人市場化，勞動者完全沒有工時、休假、工作內容與勞動條件的基本保障。
同樣沒有勞基法保障，但本地家務工專業分工清楚，依時、日或月計薪，保姆不必打掃洗衣、看護工無需買菜烹調、清潔工更不必接送小孩，縱有管家如阿卿嫂也採上下班制，不必二十四小時待命。而外勞進入個別家庭後，工作與生活領域高度重疊，家事繁雜，多半處於隨時待工的狀態，若沒有定期休假，意味著全然失去放鬆、交友、匯錢、甚至上教堂的機會，加以語言不通、資訊封閉，沒休假就形同斷絕一切的社會支持網絡。
這群散佈在各醫院、家庭之中的外籍勞工，有九成為女性，她們的勞動條件十分特殊並孤立，經常一個雇主聘僱卻三四家親戚輪用，也有忙完早餐送小孩上學後，還到雇主辦公室當無償小妹；她們行走動線十分侷限，二十四小時與雇主相處，卻沒有勞工保險，不受勞基法保護，工時與休假更是得靠個人運氣而定；她們作為台灣社會的短期移工，千里迢迢來到台灣以勞動補足社會福利的不足，照顧老、殘、病、弱、幼的家庭需要，為穩定台灣社會發展貢獻心力，卻在侷促的工作場域，同時承受種族、階級、性別的多重壓迫。
在台灣，外勞市場根本是一個單向的買方市場。理論上，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市場裡，勞雇雙方有限的「自由」買賣維持了勞動條件的穩定、平衡，太惡劣的雇主，工人自然離職他就。但台灣政府卻對合法引進的外籍勞工立下「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的緊箍咒，不能換老板，所有的勞資協商都不可行；不能換老板，就是單方面的忍辱吞聲。此外，多數外勞來台前都需借貸繳付折合新台幣十幾、二十萬元的高額仲介費，若提早解約只能遭受遣返，沒來得及存到錢就返鄉則意味著立即面對龐大的債務，這也使得多數外勞只能選擇忍氣吞聲，不敢辭職。
外籍家務工爭取「休假權」，要求的不只是忙碌工作一週後的一日放鬆，更意味著休假以脫離勞動領域，才得以結交朋友、掌握資訊、尋求協助，甚至，得以組織自主的團體。而對弱勢者而言，麥克風從來不會在他們手上，唯有藉著集體行動，才有發聲的機會，主體才得以被確認。沒有休假的外勞，無異是提早剝奪了他們成為主體的社會條件。
   (2007年12月9日移工聯發動「我要休假」移工大遊行，逾千名外籍勞工走上台北東區街頭。)     
 

家庭照護，國家承擔：家務勞動就是一份工作
 

過往，家務勞動泰半由家中的女性（妻子、女兒、媳婦、媽媽）無償承擔。如今隨著高齡化時代的來臨，雙薪家庭日益增加，在個別化、原子化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經濟弱勢的家庭沒有其他援手，唯有仰賴公共化的托育、照顧、養護服務，一般稱之為「社會福利」。特別是長期照護，不管使用社區化經營、家庭內照顧、或集中機構化安養等方式，我們都得先承認：家務勞動，就是一份需要付費的「工作」！這個工作，需要技術、勞力、與付出，很多時候，還需要情感的支持與承擔。不管社福體系以「服務提供者」、或「居家服務員」來稱呼，這份工作就是有工資、有職災風險、也有聘僱（由國家或個人承擔）關係。
解嚴後，經社福運動的爭取，內政部針對重度殘障、經濟困難的家庭提供一定時數的免費居家照顧，俗稱「喘息服務」，原意是讓負擔照雇責任的母親、妻子得以在公部門提供臨時照護期間，稍獲喘息。不料，1992年引進外籍看護工後，內政部竟片面以行政命令明訂：「聘有外籍看護工」的家庭不得申請居家照顧。此舉嚴重侵犯被照顧者的公民權益，也對外籍照顧者有明顯的種族與階級歧視──本地婦女需要喘息，外勞就不必了嗎？台灣政府明目張膽地認定外勞可以全年無休，毫無喘息！照顧者全年無休，被照顧者也無法獲得良好的照顧品質，而取消喘息服務更導致大量本地居家服務員的失業。錯誤的政策，同時壓迫本勞、外勞、與被照顧者！
勞委會曾於1998年四月一日指定個人服務業適用勞基法，後因工時難以難定等原因而於1999年一月一日起不再適用。2003年起，劉俠遭印傭維娜拉扯間接猝死事件後由十數個外勞服務團體組成「家事服務法推動聯盟」（2007年更名為「台灣移工聯盟」，為避免前後名稱不一致造成混淆，本文中對此聯盟一律以「移工聯」簡稱之。），要求家務工納入勞基法適用範圍，或儘速制定「家事服務法」。在移工聯持續的行動施壓下，勞委會於2005年5月20日公開表示，因家事勞動具有「個案化」及「多元化」的特性，不便訂定一體適用的法令，將研擬「外籍家庭看護工／幫傭勞動契約參考範本」（即「定型化勞動契約」）為替代。事實上，目前所有的家庭類外勞來台前，都與雇主簽定勞動契約，這份契約，基本上也幾乎是「定型化」，大同小異，但外籍家務工合法引進十六年了，這樣的契約若真有約束力，民間外勞團體也就不必到處救火、補漏洞了。再者，若以個別的勞雇契約為約束，一旦勞／資任一方違反契約，就成為一般的民事糾紛，而民事糾紛無非就是法庭相搏，連本籍勞工都禁不起曠日費時的法庭程序，更何況是隨時可能被遣返的外籍工人？「定型化契約」不過是讓勞工行政主管機關逃掉他們的責任，讓家務勞動更加邊緣化、人肉市場化。
多年來，不論藍綠政府，在勞動政策上都不約而同地朝「勞資協商，國家退位」推進。這在工運發展強大的地方，也許還行得通。但台灣的勞工運動發展不過這十數年，力量有限，勞資協商等於是放任資方打工人，無視於小工人和大老板在法律及資力上的不對等位置。而以外籍幫傭、看護工來說，家庭內的職場原本就孤立、封閉，沒有親友、工會，再加上勞動者的移民身份，使得各種社會資源的使用、取得更加不易，所以，更需要國家積極介入，定出法律依據，一旦有爭議出現，由國家直接依法辦理。家庭早已是一個職場，有僱傭、有勞動、有管理，這個私領域裡的生產關係，也應該是公共關係。
理想上，我們期待「家務勞動公共化」，由國家承接個別家庭的需求，而明訂家庭作為一個職場的基本勞動規範，正是促使長期照護體系建立的重要前提。不管是「一體適用勞基法」，或另訂「家事服務法」，都是不過是正視「家務勞動就是一份工作」的既存事實，這不是「爭福利」，不能以「增加雇主成本」的擔憂作為抵擋。事實上，若經濟弱勢的雇主無力承擔，當然要指向政府，由社會福利釋出資源挹注，而不是以壓榨看護工／幫傭為替代。

 ( 2006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來自菲律賓、越南、印尼的女性看護工及幫傭至勞委會要求制訂「家事服務法」，以規範其 工時、工資、及休假。)
 

民間愈對立，官方愈得利：選擇什麼階級立場決定你站在鬥爭的那一邊
 

以勞雇之名出現對立的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其實同是類似處境的弱勢階級。在既有的結構下，個別經濟弱勢的重症患者家庭，恐怕經常要掙扎於「要不要讓外勞休假？」的矛盾情緒中。理性上，外勞是人不是機器，不能無限制使用，因全年無休導致月經提前終止、心神耗弱砍殺雇主的案例時有所聞；實務上，癱瘓在床的身心障礙者，就是需要全日守侯、每二小時協助翻身以免褥瘡的看護，而社會福利的缺漏只好全部轉嫁到外勞的「不休假」來彌補。個別家庭內，社會上最弱勢的兩群人，卻在國家失職的狀況下，由互相依持至彼此擠壓，雙方都成為結構下的犧牲者。
2005年12月11日「反奴工制度」移工大遊行後，勞委會總算承諾研商「將家務工納入勞基法適用範圍」，並邀請民間團體、學者共同與會，不料以殘障聯盟為首的社福團體公開抗議，反對家務工納入勞基法保障，要求勞委會先全面進行普查、提出配套後，再談外勞保障。官方就以「民間未達成共識」為由，無限期停止研商會議。一直到2008年政權更替後，「移工聯」協同藍綠立委於7月11日在立法院召開「家事服務法公聽會」，殘盟再度發表聲明表示「我們不需要家事服務法」，要求「由國家負責外籍看護工的引進及分配，照顧服務的提供者負責管理、訓練及監督，家庭根據需要購買居家照顧服務，依據家庭經濟能力支付費用」。事實上，採取「國對國直接引進、聘僱」原本就是移工聯多年來的訴求，弱勢雇主不該承擔國家失職下的額外支出，勞雇雙方的立場是一致的。差別只在於，不論由國家或個別家庭承擔聘僱責任，家務工的勞動規範與保障都是刻不容緩，不能以一個更大的訴求（改變照護制度）而否定工人的基本需求。
這是一個不斷拉扯、拖延的過程，民間愈對立，官方愈得利，原應對政策堅守基本價值的勞工最高行政主管機關，卻成為仲裁者，適巧逃掉政策規劃的責任。而表面上看起來是民間利益衝突，但實情卻是國家失職、退位，導致在有限的資源裡，弱勢與弱勢只能相互依靠、擠壓。我們要看清楚並高度警覺的是，任何「先有配套，再有保護」的考量，或「檢討總體制度，不必勞動立法」的拖延，都會陷入執政者分化弱勢者的詭計，形成弱弱相殘。
外勞剛引進台灣時，也曾引起本地工運團體的緊張，陷入「外勞搶奪本勞工作」的危機，但隨著台灣工運的發展，本地工人終究得面對「本／外的對立」事實上是官方有意造成的，2003年起每二年一次的移工大遊行，也因此吸引愈來愈多的本地人參與、聲援。如果外勞政策是服務於少數資本家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以及掩蓋政府對基本國民照顧體系的疏失，我們反對現行的外勞政策，反對引進廉價外勞到台灣淪入最底層的、壂腳的勞動後備隊。若是外勞引進已從補充性、替代性、到依賴性的存在，本地工人不可迴避要與外勞共同組織起來，互保，也同時自保。本勞／外勞的利害原本就是一致的，外勞愈受壓迫，本勞愈沒機會，外勞愈被剝削，本勞愈沒出路，兩者利害與共。也就是說，唯有提高外勞的勞動條件與本地工人漸趨一致，才能保障本地工人就業安全；唯有本勞與外勞共同行動，才不會任憑統治階級擺佈。
同樣的，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看似利害爭奪，其實是唇齒相依，唯有聯手行動，共同朝向公權力要求挹注資源，才能逼使政府擬定完善的照護制度，而不以踐踏最弱勢者來填補次弱勢者的不足。家庭內的外勞與重症患者若同處弱勢階級，更要在運動策上互相溝通，找到互為主體、階級立場一致的發聲策略，而不是抵制、維持現狀，變相幫助統治階級鞏固現況。
「移工聯」強調勞動者的人權保障，但也在家服法訴求中增加喘息服務、聘僱費用得以減稅、降低就安費、家務工強制納保等有利於雇主的訴求，並強調喘息服務會增加本籍看護工的就業機會，讓本勞／外勞、照顧者／被照顧者不再是對立的兩造。「移工聯」主張，唯有形成合理的勞動規範，才能促使長期照護體系的建立，讓照顧者有休假、被照顧者得到完整的照顧，喘息服務的財源可以來自「就業安定基金」，創造本地中年婦女二度就業的照護市場，造成三贏的局面。
 

共創三贏：外勞有休假、本勞有工作、照顧品質有保障
 

不論是現階段「已經存在」的商業式服務購買，或是未來我們所期待的公共化由國家挹注資源，不管是個人聘僱、或是國家聘僱，本地或外籍勞工擔任的家務勞動，都需要立法規範勞動條件，家庭職場都應被視為一個勞動領域！
內政部一再以「財源有限」不願恢復喘息服務，這當然值得檢討。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指出，聘用外勞的雇主所繳交的「就業安定基金」，已累計數百億，卻多被挪用來捉逃跑外勞、登革熱防疫...等無關就業的項目，若能用在擴大家庭照顧的喘息服務，由國家聘雇本地看護工擔任居家服務員，以擴大本地勞工二度就業的勞動市場，讓經濟弱勢的被照顧者不虞增加聘僱成本，得到完整的照顧，也讓最基層的看護工得到應有的休假與保障。
推動家務工納入勞動法令保障（「擴大勞基法適用範圍」、或另訂「家事服務法」）的的基本精神，就是弱勢相互扶助，創造本勞、外勞、被照顧家庭三贏的局面：
一、恢復擴大提供喘息服務。聘有外籍看護工的經濟弱勢家庭，內政部應恢復喘息服務的提供，讓被照顧者獲得充份支持，外籍看護工得以正常休假。
二、家庭類勞工立法保障。不論是納入勞基法適用範圍，還是另立家事服務法，都需要有勞動條件的規範，不分本勞外勞，給予休假的基本人權。
三、促進本地看護工就業市場。動用就業安定基金，由國家聘僱本地看護工，充份提供弱勢家庭的喘息服務，媒合本地看護工就業。
  (2007年移工大遊行，身心障疑雇主多明哥及阿福也到場支持看護工權益，並與照顧他們的外勞一同上台高歌，場面溫馨感人。)

註：Migrant worker台灣習慣翻譯為「外勞」，在這裡，作為一個集體運動，我以移工稱之，置放在一般的陳述中，則使用「外勞」、「外傭」、「外籍看護工」、「外籍家務工」等一般主流統通的說法。事實上，「外籍」的強調，正反應了台灣政策的對待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