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大華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
隨著暑假求職潮來臨，大學畢業生工作難找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但有一群學歷不高的青少年想找工作卻找不到工作，或是所從事的工作多半為地下經濟或違法行業，那麼他們的就業處境與困境誰來關心？
有一群大專青年共同組成的「95行動聯盟」，針對長期以來青(少)年打工族低時薪的勞動條件提出批判，他們對於低薪、長工時的反對訴求也間接點出了青年貧窮化趨勢的嚴重性。勞委會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青年勞工每月平均薪資為22,727元，若就學歷來看國中及以下平均薪資為21,370元，高中(職)21,681元，專科及大學以上24,766元。對照《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的調查，台灣擁有大學以上學歷的上班族，月薪低於2.5萬元以下者，近五年來暴增10萬人，這樣的起薪水準已是民國88年的水準。若比較起日韓香港等鄰近亞州國家大學畢業青年的起薪薪資[1]，整個台灣社會其實正在集體創造「低薪青年」世代。此外，青年失業率的問題也日益嚴重，直接影響青年的貧窮化。2005年「青年就業公民共識會議」資料指出，2004年在110萬9千人的青年勞動力人口當中，有98萬9千屬於就業者（身份包括雇主、受雇者、自營作業者、無酬家屬工作者等），仍有12萬的青年想要工作卻無法工作而成為失業者，比例高達10.9%，較1994年的4.8%增加了6.1%。另依據我國97年2月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15至24歲年齡者失業率為10.51％，仍為各年齡層之冠。青年失業與所得惡化，造成青年貧窮化現象的惡性循環。
徘徊在15840邊緣的低薪青少年
然而事實上有一群更加低薪的青少年勞工，在15,840最低基本工資邊緣不斷排徊，她/他們的勞動處境一直未被正視。在許多經濟弱勢家庭裡，家中的青少年成員往往早已扮演著照顧者的角色，甚至是補充家庭經濟勞動力的來源。青少年的勞動力，在早期以出口為導向的台灣勞力密集工業時期，其實是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其中，若以15-19的年齡階段來看，女性勞動力佔全部勞動力的37.61%，而在這當中52%為國中畢業生，高職畢業生佔39%，可見15-19歲的女性勞動力中，國中畢業生仍為主力。(夏林清，1993)也就是說當時或許因家庭經濟收入狀況普遍不佳，加上政府透過延教班、建教合作等模式，使教育體系成為吸納青少年勞動力的管道。(夏林清，1993)因此做為補充家庭經濟的勞動力，青少年工作的現象其實是具有普遍性的，並不如今日因其年齡遭受法令限制，而備受是否具備勞動能力的歧視。不過其薪資水準一直以來皆是圍繞著最低基本薪資打轉是不爭的事實，甚至在某些連鎖性服務業、建教合作體系、兼職打工行業，其薪資是遠低於最低基本工資，淪為最被剝削的勞動力。
此外國內的人口統計資料顯示，隨著就學年限的延長，15-19歲青少年勞動參與率連年下降，呈現出從民國67年的44.72%一路下滑至民國91年只剩下了13.03%，(人力資源調查，2003)遠低於美、日等國的水準[2]。官方的詮釋為有升學意願的青少年，因文憑主義盛行及高等學校林立，希望取得高學歷之比率逐年攀升，另一方面受景氣趨緩影響，就業市場求才情況不如以往活絡，因此15-24歲青少年失業率在九十年底遽升至11.29%，也就是每十個有意願工作之青少年中有1.1個找不到工作。青少年在不易找到工作下，轉而重回校園或延緩畢業時程(人口統計調查報告，2001)。問題是在僅剩不到一成左右的勞動率下，為何我們還是到處可見青少年在工作呢？那麼到底是什麼樣的青少年在工作？事實上每年約近萬名的中輟生、八千名未升學未就業的國中畢業生、一萬餘名建教合作生，及二千多名安置機構青少年，加上須要負擔家計的青少年，早已形成一股需要提早進入就業市場的青少年勞動力。但由於這些青少年勞工受限於其人力及社會資本，較易被次級勞力市場所吸納，多半從事長工時、低薪資、強度勞力的連鎖化服務業工作，成為就業不穩定、不受國家政策關注，或易被非正式經濟工作所吸納的邊緣勞工。(葉大華，2004)[3]
台灣目前這一群為數不少卻處境特殊的青少年，其中也包含15~20歲的「雙失少年」--失學且失業的少年[4]。他們雖不升學，但已完成國民義務教育；雖能進入職場就業，但因學歷低且缺乏就業力[5]，常成為工作有一搭沒一搭的「飛特族」。因此近幾年政府在民間青少年機構的倡議帶動下，也開始逐步關切弱勢青少年就業議題，特別是機構內青少年的就業需求。因此勞委會於93年開展了「飛 Young計劃」，在地方則有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的「潛龍計劃」。相關計劃也都點出弱勢青少年有極高的就業不穩定性，需要建立一套提昇其就業力的工作模式，以及持續性的就業政策及完備的法令措施方能保障其就業權益。
亟需回應青少年就業需求的勞動政策
從上述低薪青(少)年現象，突顯出相關勞動法令政策保障的不足，使其淪為更易被社會排除、獨自承擔經濟風險的邊緣勞工。尤其現今六、七年級世代青少年所面臨的是迥然不同於以往的就業結構環境，傳統製造業為大量服務業所取代，全球化的發展帶來了更多元的生產工具，如網路資訊科技、生物基因工程等，然而相對也帶來知識經濟的競爭壓力。因此那些只受過中等或只完成義務教育、缺乏福利體系支持的青少年，其就業機會、勞動條件被排擠得將最為嚴重，青少年的階層化現象將更形鞏固。(葉大華，2005)故未來相關政策應當更要正視青少年經濟獨立發展的需要，建構有利於青少年發展的環境與機會結構，尤其是就業機會的取得、符合公平正義的勞動條件，如應檢討台灣青少年起薪過低及各行業起薪差異過大,導致青少年就業不穩定，或易成為低薪長工時之邊緣勞工造成貧窮化現象惡化。同時在教育與就業範疇分別提供青少年同等發展的機會，包括加強青少年勞工回流教育的轉銜機制，以協助基層青少年勞工完成基本學歷，及取得更佳之學歷以利升遷。此外也應創造符合全球化潮流及國家人力需求規劃之新興工作職種,包括:1.文化創意產業 2.知識經濟產業 3.照顧服務產業，提供更多元的就業機會讓青少年感覺更有能力實現自我掌握未來！
[1] 引自《Cheers雜誌》2006年五月號，南韓大學畢業生起薪折合台幣約6.2萬，香港及日本企業大學畢業生起薪過去兩年來皆有成長，但台灣卻仍有88%的企業未調整起薪。
2美國十六至十九歲青少年勞動參與率為50%(2001年)；日本十五至十九歲為17.5%，二十至二十四歲為72.8%(2000年)
3.請參照葉大華(2004)：<<邊緣青少年的工作世界：一個解釋性互動論的研究>>。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4以94年為例，全國國中生畢業後未再升學的人數為6,709人，若加上高中、職學校休學人數，15~20歲的失學青少年將在數萬人以上。[4]
5就業力：由學習而得的個人獲得工作、保有工作、以及做好工作的能力。(2003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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