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佳範(台灣師大公領系副教授)
人權的核心觀念在於「個人尊嚴之尊重」，我們的傳統的觀念卻常強調「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恰好相反。當然，這並非意味著團體利益之不重要，毋寧認為有些作為人的基本利益，所謂其基本之人權，不可僅因所謂的集體利益，而被犧牲掉。這背後有一基本的觀念，在於「人生而自由與平等」（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沒有一個人是附屬於他人的人格，這所謂「大我」與「小我」的觀念，含有小我是附屬於大我之中，相反地。每個人的人格地位是平等的，所謂「大我」其並非是超越你我的另一個主體，我們每個人都是主體，我們大家組成一個團體，而所謂的「團體利益」，即指與我們每個人皆息息相關的公共利益。在過去，有所謂的「三從四德」，而婦女的人格地位是附屬於「家」的集體人格地位下，在父權的體制下，其只能聽從男性的家庭成員，蓋唯有他們能對外代表家庭，這樣的倫理觀當然與人權的價值觀相違背 ( 釋字第三七二號 ) 。
而要達到對個人尊嚴之尊重，最基本的莫過於，允許一個人能充分地表達他個人的意見。相反地，我們有句台語俗諺說：「小孩，有耳無嘴」，強調小孩的意見不重要，只要聽從大人的話。當然，這並非意味著，小孩並不需要向大人學習，而毋寧在強調，縱使是小孩其亦應視其為獨立之人格，才可能發展其自主性；小孩的確在人格上仍處未成熟的狀態，故欠缺自主性，惟若不承認其人格的獨立性，而允許其發展自主性的空間，其自主性很難形成。在法律上，未成年人之人格獨立性，展現於承認其俱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獨立法律人格，即俱有權利能力（民法第六條），然而，為保護其利益，在行為能力上，依其年齡視為無行為能力民與限制行為能力（民法第十三條）。所謂「行為能力」，即法律允許其自主決定之意見表達而受到法律承認具有效力之範圍，會依其日常生活所必須而依其年齡與身份而擴大其範圍，即漸漸地給予其自主的空間。
當然，我們的意見表達，並不侷限於民事的法律行為，而意見表達之自由，並不是指民事法律行為之效力範圍。前面的介紹，僅在於指出，人權的核心觀念，在於尊重個人的人格獨立性與自主性，縱使是未成年人，在民事法律關係上，其人格的獨立性是被保障的，而其自主性的範圍，亦逐漸地被擴大，最終承認其完全的自主性。而個人的人格獨立性與自主性之尊重，最基本地即在於尊重其意見表達之自由，茲於下簡述其內涵與範圍：
意見表達自由的內涵
意見表達自由，又稱「表現自由」，係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自由（釋字第四四五號），蓋其有助於自我之實現、溝通意見、追求真裡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釋字第五○九號）。廣義的意見表達自由，係指個人的精神自由，對個人尊嚴之尊重，具體的表現在對每個人的精神自主性之尊重。我們的精神活動，可存在於我們個人的內心世界中，亦可對外表達出來讓別人得以理解與認知，故其可進一步地區分為內部與外部的精神自由。內部的精神自由，指思想、良心、信仰等自由（憲法第十三條）；外部的精神自由，則可從個人的言論、講學、出版、繪畫、儀式、傳播等自由，到集體的集會、結社、遊行、新聞、宗教等自由，甚至到大學自治制度性的保障等（憲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釋字第三六四號、第三八○號）。
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亦見證著爭取政治性的意見表達自由，蓋當時與當權者的政治性意見有所不同者，往往即被羅織罪名而遭受迫害，從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一九五八年的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一九六八年柏楊翻譯〈大力水手〉的漫畫、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雜誌〉、一九九○年鄭南榕的〈民主時代〉雜誌、到一九九一年的廢除刑法第一○○條的言論叛亂罪、到一九九九年的廢除出版法的審查制度。意見表達自由，在需許多國家，都是從爭取表達不同的政治性意見開始，所以如著名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 Oliver W. Holmes 所言：「思想自由，非為與我們意見相同者，而係為了那些與我們意見相左者」。甚至在十八世紀法儒伏爾泰即表達：「我雖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誓死保障你意見表達的權利」。從台灣的民主發展史，我們看到從出版刊物、講學、寫書、到組織政黨到街頭上的集會遊行，意見表達的自由，已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但亦漸漸出現意見表達自由與其他重要的人權或公共利益有所衝突，而必須檢討其限度與範圍的問題。
意見表達自由的範圍
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立法刪減意見表達之自由，故由美國的聯邦最高法院，當意見表達自由與其他重要的人權或公共利益有所衝突時，就個案審查方式，找出意見表達自由的界限。相似地，我國的大法官會議解釋，亦在其重要的解釋中，闡明意見表達自由之界限與其判斷所依據的原則。 以一九九八年釋字第四四五號為例，其即表明對意見表達之時間、地點、方式得加以規範，惟不得針對其內容來審查，此即所謂的「思想審查」禁止原則，再者，在同一號解釋中，對意見表達要加以干預，不得僅以「有危害生命、身體、自由或對財物造成重大損壞之虞者」這類的抽象的標準來判斷，而必須是「明顯而立即危險之事實狀態」來作為判斷之基準，此即所謂「明顯而立即危險」原則。 再者，在二○○○年釋字第五○九號解釋中，其再次強調意見表達自由之重要，應予以最大限度之維護，而在調和意見表達自由與個人名譽之維護上。其一方面認為刑法誹謗罪之處罰，係針對意見傳達之方式所為之限制，故並不違憲；另一方面，其針對誹謗罪所欲處罰之對象，限於那些真正惡意毀損他人名譽之徒，而擴大地保障意見表達自由的範圍。換言之，若有正當理由相信其所傳播之事為真實者，縱事後證明其所言非真實，惟其並未具備真實之惡意，仍被視為受意見表達自由之保護，此即所謂的「真實惡意原則」。
早在一九九五年釋字第三八○號解釋中，即從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的講學自由中導出「大學自治」原則，認為國家不得以所謂「部定共同必修課程」，來干預大學在課程內容決定上的自主權。甚至在釋字第三六四號解釋中，承認「平等接近媒體」的權利與「傳播媒體的編輯自由」，將意見表達自由的保障，從消極地抵禦國家的干涉與侵害，更進一步地提供公平合理的分配頻率的程序保障，亦即積極地保護基本權免受到第三者的侵害。這兩號解釋，均將意見表達之自由，帶入更完善的保障原則，課予國家保護之義務、程序性與制度性的保障制度之建立。大法官更在下列的解釋文中釐清意見表達自由的範圍，如在釋字第四○七號解釋中處理有關政府對猥褻出版品審查，在釋字第四一四號解中處理政府對廣告內容的審查，在釋字第五七七號解釋中針對商品標示的政府審查，均受憲法意見表達自由之保障，惟基於公共利益之維護，仍得調整其受保護之範圍。
二○○四年的釋字第五七七號解釋文中，其更表示意見表達之自由不僅包含積極表意之自由，更包含有消極的不表意之自由，其保障之內容更包括主觀之意見與客觀之事實陳述，惟菸害防制法要求菸品標示「尼古丁有害健康」，係提供消費者必要之資訊，並未逾越必要之程度。從這則大法官會議解釋，我們可以觀察到，我國意見表達自由，早已脫離政治性的意見表達，而更進入商業性意見表達自由之探討，且更議論有關消極性的不表意自由問題，意見表達自由已深入我們生活的許多領域，其不僅是個人的基本人權，更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與民主政治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