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杏元(長庚技術學院講師、國立臺師大公領系博士候選人)
什麼是同性戀恐懼症
同性戀恐懼症 (Homophobia) 是恐同症的簡稱。追溯這個語詞首次出現於 1960 年代，而後由心理學家喬治 ‧ 溫伯格 (George Weiberg) 於 1972 年在其「社會和健康的同性戀」一書中，定義「恐同症」為「畏懼和同性戀沾上邊」，至 1980 年間 Hudson & Picketts 進一步說明：「恐同為對於同性戀的否定態度與信念，伴隨著不舒服、害怕和生氣的情感」。
從以上定義來看，簡單的說，同性戀恐懼症是指對同性戀者不合理的害怕，而這個恐懼導致對同性戀有負向的看法，也衍生出許多不正常的行為。如攻擊同性戀、與同性別朋友間的接觸有障礙等。相見於 Homophobia 在西方社會的解讀，台灣社會也逐漸引用這個概念來銓釋對於同性戀族群性與愛的行為，在當代社會脈落下的意涵。
同性戀恐懼症的產生簡單可分為三種情況：
一、同性戀者無法接受自己的性取向，甚至壓抑並開始恐懼同性戀者。
二、異性戀者由於對同性戀的偏見和誤解，產生對同性戀的強烈排斥感。
三、因為對愛滋病的不了解，怕被同性戀傳染愛滋病。
為什麼會形成同性戀恐懼症
是什麼原因讓我們罹患恐同症，原來是異性戀思維下的當然結果。回顧我們成長的過程中，處處充滿了異性戀的腳本，百貨公司的櫥窗、電影的看板總是訴說異性戀的愛情故事。因此，成為櫥窗中著美麗禮服的新娘子，嬌嗲的依偎在英俊挺拔的男主角身邊，從此過著快樂的日子，成為許多人的當然夢想。且在成長過程中，父母總是告誡著：「好好努力讀書，將來好能嫁個好老公或娶個好老婆！」，似乎青春年華的歲月裡，總在儲存精力及本錢，期待將來過著神仙似的異性戀生活，從未想過異性戀的其他可能，也就是說，這些想法是社會建構而成的。
因此，同性戀恐懼也成了生命歷程中隱形而無法覺察的當然思維，所以，複製的歧視教育，總是在當然異性戀思維中，受到同性戀恐懼的困擾而不自覺。更讓人憂心的是，恐同症也在教育體制的複製下代代的傳承著。
異性戀意識型態 認為，一男一女的結合才是自然正常的。以性取向觀點來說，異性戀是社會中的多數，同性戀是少數，但是「多數」與「少數」並不等同於「正常」或「不正常」，就像左撇子、原住民、客家人都是少數，但我們卻不會說他們不正常，正常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對同性戀來說，喜歡同性才是正常。
我們常聽到許多人以「同性愛違反自然」的觀點來歧視同性戀，但事實上仔細思考，究竟什麼是自然？什麼是不自然？如果說「自然而然的發生，非人為刻意改變的」就叫自然，那麼同性戀再自然也不過了，因為性取向是人生下來就決定的，是上帝與自然的旨意，並不是經過後天人為改造的，更何況自然界中有許多動物也有同性戀的現象，那麼他們是否也叫不自然？
其次 家族意識型態 也是形成恐同的重要因素。 家族意識型態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成家立業」並且「傳宗接代」。因為同性戀無法履行這兩項責任，所以被視為偏差並受排斥。但是進一步思考，因為社會不承認同性伴侶有組成家庭的權利（結婚、領養、人工生殖），才使得同性戀無法「成家立業」與「傳宗接代」。此外，是否所有人都需要「成家立業」與「傳宗接代」？或許對於某些人而言，她們的生命有比「成家立業」與「傳宗接代」更重要的。
異性戀「成家立業」的婚姻制度隨著社會的變遷，已經不再是放諸四海的普世準則，而是當事者的個人選擇，這可從全球飆高的離婚率可看出端詳。例如根據英國全國統計署的資料顯示， 2003 年的離婚案件達到 15 萬多起，創下 1996 年以來新高。
在國內也有類似的現象，依據主計處公布的 2003 年社會指數統計顯示， 2002 年台灣地區有近 65000 對配偶登記離婚，離婚率在 10 年間增加近 1 倍且創下新高，每千人就有 2.9 對配偶離婚。據了解全球離婚率最高的國家是美國，每千人就有 4.95 對配偶離婚。而台灣地區則排名第五，居所有亞州國家之冠。因此，綜合歐、美、台的統計報導，我們可以看出，異性戀婚姻不是唯一的選擇與歸宿。
如果硬以會不會繁衍出下一代來論斷自然與否，那是不是又是淪落了「正常」、「不正常」的迷思，是不是也是壓迫弱勢族群的手段？以現在有許多單身貴族、不生小孩的家庭甚至是那些性功能失調或不孕症的人，是不是也該被歸類於不自然？是不是也該被剝奪愛人與被愛的權力？因此，我們應該重視的是愛的本質，是兩個人在一起快不快樂或幸不幸福，至於要不要繁衍下一代是當事者可以自由選擇的權利。
再者 ，父權意識型態對於所謂「男女兩性」，各有明確嚴格的規範與限制，它無法接受女同性戀竟然可以不需要男人，完全獨立於男人而生活，而有些男同性戀竟然在性行為上扮演被動的角色，構成對於父權意識形態的挑戰，引發異性戀社會體制極度強烈的焦慮，更是許多娘娘腔的男同性戀遭受暴力的首要因素。社會不斷將「陰陽怪氣」、「不男不女」、「男人婆」、「娘娘腔」等說法與同性戀劃上等號，其實是同性戀高度挑戰傳統的父權意識型態所致。
生物性別將男女區分為天生的差異，再由社會建構的過程將男女兩性位置僵固化，其目的就如瑞琪 (Rich) 所言，皆是父權體制社會中，男性為了迫使女人在其建構的社會機制下持續扮演家奴與性奴，以提供男性生理與情感的各項需求，因此必須強化異性戀關係，以強硬的手段杜絕其他任何形式的情感與性愛想像空間及出口。這樣的論術也正如赫克 (Herek) 所說的，在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交錯建構下，助長傳統父權體制下異性戀主義的無所不在，因此，性別差異是異性戀思維的產物，是父權機制讓女性在異性戀關係中難以翻身，藉此達到父權鞏固的目的。
最後，禁慾意識型態雖不是完全排斥性，卻將性分二分為好與壞。因此，「 1 與 0 」、「玻璃圈」、「後庭花」、「走後門」、「雞姦」等，就成為同性戀的代名詞，不但被歸屬為壞的性，而且受到壓抑與排斥。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將愛滋病污名化，並且將愛滋病與同性戀畫上等號。
「同性戀 = 愛滋」、「愛滋病的流行是因為同性戀濫交。」這是一般民眾對同志的刻板印象之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2003 年所公佈的數據顯示，發現愛滋病 20 年來，第一次女性的感染者上升達半數，在非洲女性感染者已經佔 70% ，有些國家異性戀的性行為是主要的傳染因子。以上的數據並不是要強調異性戀是愛滋傳染來源，而是性取向與感染愛滋與否無關，且濫交也不是造成愛滋病的元兇，因為愛滋病毒是透過以下途徑造成：
一、性行為傳染：與愛滋病毒感染者發生口腔、肛門、陰道等方式之性交或其他體液交換。
二、血液傳染：輸進或接觸被愛滋病毒污染的血液、血液製劑、或與愛滋病毒感染者共用注射針頭、針筒、或接受愛滋病毒感染者之器官移植。
三、母子垂直感染：嬰兒也會由其已感染病毒的母親在妊娠期、生產期、或因授乳而得到愛滋病毒 。
所以，愛滋病是透過危險性行為及血液接觸傳染，任何人在性行為過程中不進行安全保護的話，均可能成為愛滋的受害者。因此恐懼和不願接受同性戀，利用愛滋將同性戀族群污名化，事實上卻是行愛滋之名，反同性戀之實。
翻閱愛滋的歷史脈絡上，愛滋病初見於 1980 年初，在北美的一個男同性戀身上檢驗出來的，也許這正是同性戀無法脫離愛滋污名的主要關鍵因素，因為台灣從 1984 年起引用了美國在男同性戀身上發現愛滋病的數據，開始以男同性戀族群為恐嚇、宣傳的對象。甚至有許多坊間的書籍，在提到同性戀的時候，便直接地連接到愛滋病上，直指同性戀必定會得到愛滋病死亡；甚至將感染者形容成乾癟、黑瘦，身上長了卡波西氏肉瘤的恐怖德行，其實根據流行病學研究，台灣人的體質並不容易展現這樣的病徵，甚至發病後也沒有外顯的徵兆。
同性戀與愛滋病的如影隨行，對於愛滋防治，實在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這樣的觀念會誤導大多數的異性戀者，誤認愛滋「只有」同性戀才會得到的，自以為安全，自以為與愛滋無關。這樣的言論，恐怕對於愛滋病的全民防治而言，反而成為防治的一大漏洞。
結語
同性戀族群與愛滋族群，相同之處在於長期遭到刻意漠視。 1991 年 4 月在紐約的一個稱為「看見愛滋」（ Visual AIDS ）的慈善機構，他們以紅絲帶象徵符號的構想，使許多對關心愛滋發展及預防宣導者有了統一的象徵符號，而真正「看見愛滋」，別上紅絲帶的胸章，代表一起為愛滋爭戰努力，紅絲帶表露著對愛滋病患／感染者及其照顧者的關懷與接納，以及對愛滋衛教、治療方法和疾病研究的支持。
在呼籲「看見愛滋」的同時，也邀請所有讀者共同看見社會結構中的「同性戀恐懼症」，看見自身的「同性戀恐懼症」，因為唯有看見才能獻出關懷，看見才有機會尊重與接納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