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庭晃(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筆者擔任大學法律系刑法的教學工作，不能說有著很深的經歷，但是這幾年中卻常常被問到一個有趣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法律都是在保障壞人？」以我對法律了解的程度來回答這個問題，我當然不認為法律只是在保障壞人。但是，一般國民大多有這樣的想法卻是個不爭的事實。上述問題所提及的雖然是大眾所泛指的最廣義法律概念，但我想與這個問題有關的法律，應該是指刑事法律，也就是刑法以及刑事訴訟法。
然而為什麼一般國民會有這樣的感覺呢？每當我們翻開報紙或是打開電視，一旦發現社會大眾所討厭的某一位主角被釋放了，「法律都是保護壞人的、法律都是保護有錢人的」如此的聲音一定會在身旁產生。電影的情節更是常常如此播映著，例如某個財大氣粗的嫌犯好不容易被警察抓到了，但是不久一定會有律師來保他，然後他就大搖大擺的走出警察局。更令人憤慨的是，當他離開警察局時，可能還對被害人說出「法律根本奈何不了我」等等的話。我想一般民眾看到這樣的情節，「法律都在保護壞人」的印象一定又加深了。
再者，不只是一般國民會有這樣的感覺，可能連法律系的學生在學習法律的過程中都可能會有這種想法。在教授刑法的課堂上，只要一提到「刑法是犯罪者的權利保障書」這個觀念時，總是會有學生跟我說：「刑法為什麼只保護犯罪者，刑法為什麼只保護壞人？」在刑法總則這門課中，犯罪論是最主要的課堂學習目標，指的是判斷犯罪成立與否的理論。不過每當多學到一個要件或是多一個階層，眼尖的學生又會問我，為什麼判斷一個人成立犯罪要有這麼嚴格的條件？刑法的理論或要件的判斷，通常都是在縮小刑罰權，很少有理論是在擴大刑罰權的適用，這樣對被害人合理嗎？
再就刑事訴訟法而言，先前某位眾所矚目的醫師被收押，媒體報導指稱該醫師的答話顯然有受到律師的指點，且是經過何等的沙盤推演等等。我當時看到這則報導的感覺是，報紙的論點好像覺得律師跟當事人談話似乎是何等罪大惡極之事。當大家未審先判的否定了某一位討厭人士，好像在審判程序上也要跟著速審速結，而且被認定有罪才能符合社會的期待，符合大眾的公平正義。如果他的律師做了某項訴訟上的主張，甚或當事人在其後被交保，就會被認為我們的法律是用來保護壞人的，而且諸如此類的案例都不斷加深民眾的刻板印象。
二、我們是好人還是壞人？
我們是好人還是壞人？對大多數的人而言，一定會立刻說我當然是一個好人，我怎麼可能去犯罪呢。不過，我們會不會去犯罪，與我們會不會成為刑事被告，卻是兩回事。
數年前筆者在日本做研究時，有一個社會新聞引發我的好奇心。日本社會習慣以電車當成通勤的工具，上下班的時間人潮很多非常擁擠，因此常常會出現逮到電車之狼的消息。但有一則消息卻是這樣被報導的：有一位年約四十歲每天通勤上班的中年男性，在工作上小有成就，家庭很美滿。有一天，這位上班族在搭電車上班的途中，突然有一個高中女生站在他的旁邊對他說，「叔叔給我你身上所有的錢，不然等一下我要大聲喊你對我性騷擾。」她還說，「我旁邊有二位我的女同學，她們都有看到你的行為喔。」這位上班族一看，真的共有三位女生結成一夥。但他並不想理會她們，一到站就下車，接著聽見三位高中生喊著非禮，他也就被站務員轉送警局。三位高中女生指證歷歷，上班族被起訴了，上班族的工作沒了，家裡陷入困境，他必須忍受異樣的眼光，但他仍然在訴訟上堅持要為自己討回公道。電視接著報導，像上班族這樣的案例竟然還為數不少。
看完本則報導後我思考許久。多年後的今天，這位上班族最後得到何種判決結果並不得而知。只是我在想，自認為善良百姓的我們，一定不會成為刑事被告嗎？一定不會成為廣義的壞人嗎？我認為未必，上述的日本上班族故事就是一個例子。數年前有一位法律系一年級的學生跟我說了她家的故事。她家住一樓，一直跟二樓的鄰居處得不好，原因是因為二樓的媽媽很喜歡將機車停在她家門口。某日二樓的媽媽又將機車停在她家門口，她哥哥氣不過於是追上二樓理論，她和她的媽媽五分鐘後也上去二樓，雙方吵得很兇。數日後，二樓的媽媽對她哥哥提出強制猥褻的告訴，二樓的媽媽說她哥哥一上來就強摸她的胸部，她們覺得指控的事實很好笑，但被訴卻是不爭的事實，這難道不也是另一個案例嗎？
我甚至還會想到，會不會有一天有個學生跑來辦公室，要求我一定要讓她過關，不然她出去就說我對她做猥褻的行為。這樣的事情在現實上雖然不曾發生過，但在理論上卻是有可能發生的情況，而如果一旦發生了，我也將不幸成為無辜的刑事被告。所以不做壞事，不代表不會成為刑事被告。刑法上有誣告罪的處罰，可見事實上就是有人想害人，想讓人白白受到刑事上的處罰。如果有一天真的當了刑事被告，我們就會希望司法能還自己清白，在訴訟上自己能有多一點的權利可以主張，這也是一種人權保障不是嗎？難道這樣也應該被稱做法律都只保護壞人嗎？
三、法律只保護懂法律的人？
相同的道理，也有人會認為，法律只保護懂法律的人，或者是法律只保護有錢人等等。而這樣的刻板印象，其實也是有一定的形成背景。例如，某某有錢人家的小孩惹事生非，進了警察局之後，沒過多久就會有專屬的律師進警局保釋。這樣的現象確實會讓我們形成上述的刻板印象，只是這樣的結果與法律只保護誰並沒有關係。懂法律的人，原本就較不容易在法律上吃虧，這樣的道理就如同懂裝潢的人，家中在裝潢時就比較不容易被坑。懂電腦的人，在買電腦時就比較不容易吃虧。當醫生的人，在求診時比較能為自己的就醫權益把關。但我們不會因此就說，現代醫學不公平，醫學只醫治醫生，不醫治一般人吧。
經濟發展帶來了貧富差距，使得窮人與富人在社會資源的享用上有著不平等的立足點，在各個層面上都需要輔助制度的建立，縮短其間的不平等。在法律訴訟上，也同樣必須建立訴訟輔導制度，讓一般人也可以享有司法資源。但這與法律只保護有錢人或是懂法律的人無關。真正所謂的只保護懂法律或是有錢的人的法律，必須要法律只處罰對有錢人的特定行為，但卻不處罰對一般人的相同行為。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法律，我們可以說它是違反平等權的法律。
四、法律的角色
現代的法治精神是保護人權，這樣的精神與先前的時代截然不同，先前的時代國家刑罰權一直是統治者統治的工具，統治者可以任意的發動刑罰權打壓政治上的異己，一般人對於自己的行動完全欠缺預測可能性，可能隨時受到統治者的迫害。
而現代保護人權的精神，也不是特別在保護壞人，而是在保護一般人的人權。任何人在還沒被認定有罪之前，都應該被視為無辜。在這樣的前提上，刑法為了慎重的發動刑罰權，在判斷一個人的特定行為是否成立犯罪，就變得要有嚴格要件來把關。所以犯罪論上的各階層以及要件，基本上都是嚴格的，也就是只有在通過這些嚴格要件的判斷，犯罪才有可能成立。在刑事訴訟上，任何人進入訴訟程序都應該平等的被對待，尤其當事人兩造實力必須對等，刑事被告可以選任律師為其辯護，增加其在訴訟上的防禦力道，所以律師在訴訟攻擊防禦方法上與刑事被告相互討論，是重視人權保障的表現之一。
我們都有先入為主的主觀，或許我們都是習慣性的同情表象上的犯罪被害者，所以只要法律上有利於被告的權利，都會被認為法律是在保護壞人。但事實上，法律給予當事人兩造同等的權利才是公平的。以上述日本上班族的故事，法官必須詳盡調查事實，調查該上班族是否真的有猥褻的行為，才能做出刑法上有罪或無罪的認定。如果事實真的不足夠證明上班族的猥褻行為確實存在，依照罪疑惟輕的原則，應該要做出無罪的判斷。若果真依此做了無罪的判斷，應該是適切合理的，不要再認為法律只會保護壞人。如果一般國民可以適度辦別其間的差別，不要先入為主認定法律的公平性，那我國距離法治國家又更近一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