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唱的年代

文/李淑君
 

叫著我　叫著我　黃昏的故鄉不時地叫我　
叫我這個苦命的身軀 流浪的人無厝的渡鳥　
孤單若來到異鄉　不時也會念家鄉
今日又是來聽見著　喔～親像塊叫我耶
 
叫著我　叫著我　黃昏的故鄉不時地叫我　
懷念彼時故鄉的形影 月光不時照落的山河　
彼邊山　彼條溪水　永遠抱著咱的夢
今夜又是來夢著伊　喔～親像塊等我耶

在午後，陽光斜斜地射進屋裡時，遠處傳來台語歌的曲調。舒緩而暗啞的
歌聲將我牽引進古老的歲月流光裡，我穿越了一大段都會的、成年的時光隧道，走入童年坐在屋簷前的矮凳上，聽著半躺在涼椅上的父親與母親在工作閒暇時刻，哼著兩句台語歌謠。風從不高的建築遠處飄來，每一次低吟與高歌都包含著童年模糊的身影，還有一段被禁唱的記憶。那些曲調後來卻不成調，因為洋歌；因為國語歌；因為高雅與低俗的區分，漸漸地，他們的口中也不哼了。母親最愛的歌仔戲，同樣地總是召喚著我一段童年往事的記憶以及身體裡熟悉的血液。都馬調、七字調或是乞食調等等，都在母親的愛好下，浸入我的血液裡，成為我早期深根底固、盤根錯節的記憶。成年後，聽到這些以台語傳唱著的曲調，喚醒在夜晚時刻，家人相聚時，圍著一壺熱茶，互相講古的日子。一首歌召喚著那一段哼唱的歲月。
曲調就像是故鄉一樣，召喚著我回到一種安全、溫馨、褪色的色調裡。故鄉的那一片山水，與母親的顏色相同，那麼的樸實，那麼充滿草根性與陽剛味，雖說不出所謂深奧的語言；談不出高雅的言論，但卻樸實簡單一如土地；但卻被疏忽甚久。
這種疏忽，來自於時代的禁忌，一種在學校的圍牆內、在各種文化傳播之間，集體被禁唱的記憶。那一段集體被禁唱的歲月，沈默、暗啞與落寞的雙眼，一切的快樂漸漸被命名為一種不見天日的墮落與低俗。歌仔戲、台語歌、台語成為一種禁忌，低俗與不堪入耳成為莫須有的罪名。我的母親開始在我的教育與成長過程中，無能為力。
玉井國小的校門正中央是蔣公銅像，兩旁老舊的圍牆看過去是十分深嚴的地方，老舊的校舍是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建築，學校山坡上，總是流傳著各種歧異鬼怪的傳說。除了這些鬼怪傳說之外，每天的生活便是被切割成許多小方格，以四十分鐘為一單位，日子就在一小格、一小格的方格中，消耗著。小格與小格之間，等待的也只是黃昏的到來。那麼期待黃昏，也是因為在圍牆內，我開始學習著另一種語言。發覺，我一說出母親教給我的語言時，便面臨著被取笑以及處於茫然無知的狀態。從學校慢慢踱步回到家後，我對著母親說「老師說在學校不能講台語耶！？」，沒有受過教育的母親淡淡地告訴我「那你在學校就嘸通講台語，知否？」，那是一個集體被禁唱的年代，我的童年在失去言說中開始。
進入體制的那一刻，我開始不願意與母親共同墮落至不雅致、低俗的語言與文化裡。漸漸地，我疏離了自己的母親，無意間，我也失落了一種故鄉的記憶。故鄉，就只存在於一段童年的記憶中。多年後，我失落了另一種故鄉，那就是語言的故鄉。我明白，這樣的歌謠在我求學生涯中，日漸遠去。在音樂課上，唱著「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唱著「總統蔣公，你是民族的救星」；「我們國父，身創革命」，尤其在某些特定節日中，歌曲一再被反覆地練習，以不斷複製的方式刻畫我們的思維，似乎企圖深化進我們的身體裡。從教育、電視、廣告個個層面，企圖浸入我們的血液中。所以至今，我依然琅琅上口，而母親的望春風、補破網就被隔離在學校圍牆外了。
 
嘿嘿嘿嘟 一隻鳥仔哮救救咧 嘿呵
哮到三更一半瞑 找無巢 呵嘿呵
嘿嘿嘿嘟 什麼人仔共阮弄破這個巢都呢
乎阮掠著不放伊甘休 呵嘿呵
 
失去語言的那一個童年，我同時也失去父親。
有一天，父親突然沒有回來了。我問媽媽：「爸爸去哪裡了？」，媽媽回答我說：「爸爸去很遠的地方工作了……」，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了，幾年過去了，偶而跟著母親去郵寄衣物給父親，我逐漸依稀知道，父親在牢裡的生活，漸漸明白父親那些日子的消失的原因。童年的一段時間裡，我失去了父親，失去聽歌謠的生活，我童年的一段時間，母親也很少哼歌了。
那一年，一家便開始流離遷徙的生活。父親入獄前，我們開始一段逃亡以及流離的生活。連夜坐火車從高雄出發，離開港都的家鄉，一路輾轉來到楠西、玉井一代的山區，多年之後，我才知道我們藏匿的地方，就是西來庵事件發生的地點，也才知道，鬼怪神話來自於這一段反抗殖民的歷史。
 
 
那幾年，生活的窘迫像是吸附在皮膚上的一層令人窒息的水氣，水氣變成汗水，沿著母親的眉毛下滴落；水氣變成淚水，沿著母親的眼角下滴落。跟著母親走過一段段很漫長的路，去籌措學費以及生活費，經常，在走過幾個小時從台南山區抵達高雄的時候，面對的是大家的拒絕，然後默默走回台南山區。那一陣子，我似乎浸泡在母親的淚水中被豢養長大。看著母親落淚、孤單、落寞的身影，以及半夜從外婆家被驅逐，我才明白母親受到拒絕的身影，面臨的是他人異樣的眼光與龐大的生活壓力。那些日子，生活是一種很艱難的過程，除了物質匱乏之外，我常常面臨學費繳不出來的窘境。每一天，學校老師總是問我：「你學費何時要繳？」，我總回答「媽媽說她等一下就來繳了」，這樣的對話總是從學期初持續到學期末，直到學期快結束，才從校園遠遠的地方看到母親的身影，這一刻便鬆了一口氣，終於可以結束被催繳學費的生活。
父親入獄的第二年，首次進入體制教育與群體學習。這一場體制教育也造成了我的失憶症。這一段流離的童年生涯，教導我學前教育的責任便落到未受過教育的母親身上。自小台語就是我與家人溝通的方式。只受過斷斷續續的小學教育，說著一口生動流利台語的的母親，抽空時便督促我寫國語注音習字本。儘管她對於「國字」、「國語」無法運用自如，依然嚴格督促我寫習字本，只為了讓我在入學後可以適應良好。但進入校園圍牆後，才驚覺每一個拼音對我而言，完全是陌生且未知的，便開始了一場極度困窘的學習生涯。因此，開始我沉默的學習生涯。沉默而失語。我從此得了失語症。
禁唱的年代，我成為一個文靜、沈默、失語的學生。時常，母親在中午或下午跑來學校看我，看見的卻是站在教室後的我。我感到羞怯又害怕挨罵，母親沒有任何責罵，只是走去與老師打個招呼，然後，走到教室後頭，幫我脫下一件咖啡色卡琪衣服，用手抹去我額上的汗。就在入學第一天開始，我努力學習另一種陌生、在家裡不被使用的語言，漸漸地，國家體制的診療師醫好我的失語症，但我卻得到一場文化的失憶症。
這麼多年來，內心一直被一種奇怪的情感所困惑著。一種語言失落、一種文化失落的困惑與自卑。一直到數年後，我才知道我曾經之所以懼怕，是因為我從嚮往主流文化的價值中，疏離了自身，也疏離了自己的根源。失去母語，母土，與母文化，我的失憶症不是從老年開始，而是從七歲那年。
漸漸地，我遺忘母親教與我的語言。或是刻意或是被迫，總之，就是無法言說了。被禁唱的歌謠在我的生活裡銷聲匿跡。偶而，會從鄉土連續劇或廣告裡，聽見這種熟悉的語言，但伴隨著笑聲而來的是另一種被重新編碼、重新改編過的台語。回到家裡，與母親坐在餐桌前，往往靜默無語。我與母親溝通的能力已經退化殆盡。我失去的，不只是說一種語言的能力而已，而是一種文化、一種與母親相連的臍帶。我醫好了失語症，卻得了失憶症，而這種失憶，無人在意也無人關心。
 
叫著我　叫著我　黃昏的故鄉不時地叫我　含著悲哀也有帶目屎
盼我轉去的聲叫無停　白雲啊～你若嘜去　請你帶著阮心情
送去乎伊我的阿母　喔～不倘來忘記的
 
多年後，我才驚覺語言原來我人生中第一次的異化經驗。成年後，每每想起母親那活靈活現、天外一筆又不失幽默的語言與諺語時，我總想著，我的異化經驗與我的失憶症。這幾年來，我一直在追尋童年那一片暈黃的陽光下，母親哼著歌，父親高唱的身影。今日，我開始撿拾一種文化的片段，拼拼湊湊，希冀能拼湊出一個完整的關於父親、母親曾經哼唱給我的一些歌謠，還有一些失落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