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日期 2019-02-26
※台灣解嚴20周年徵文比賽優等作品
是個很有趣的東西：當你歷經其中時，在當下往往不覺得某些事情的重要性。但過了之後，十年，二十年，再回頭看，卻又是另一番感受。 1997年，我在新加坡工作，當年發生了許多大事，包括：二月，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過世，一個舊世代劃上句點。四月，台灣史上最重大刑案之一白曉燕命案發生；八月底，英國黛安娜王妃車禍在法國香消玉殞。 三件大事分別在台灣媒體與全球媒體扮演了重要新聞的要角，但當時的我才剛抵達新加坡工作不久，汲汲忙於適應新環境，結交新朋友，這些頭條都只是在報紙上驚鴻一撇就過去了。 新加坡工作的日子，我結識了三位好友，一位是藍翎，她是我第一個認識來自中國的女子；一位是泰國人，巴貢（Pagong），我最記得他告訴我們他在曼谷女友的名稱意思是「西瓜」；還有一位新加坡當地女生遲靜。平日休假出遊，大部分是我們四個結伴出去，無所不談。 當年的我還十分稚嫩，藍翎來自中國福建，但我還沒去過中國，我的認識還止於報章媒體，以前唸過的課本，以及我在幾年前曾參加過的聲援六四天安門事件。我曾問過她，你對六四有何看法？ 她只有很輕描淡寫地說：「那時我們在南方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啊，消息都被封鎖了。」 我不記得我們有聊過太多的政治性議題，我們都知道彼此的政治/社會體制有著非常大的差異，或許心裡面我們都盡量不去碰觸這個話題。即使在1997年，六四民運依然是全球新聞媒體的重要紀念日，我們還是可以兩句話就結束了。 我一直記得，我跟藍翎之間最喜歡的議題是懷念自己的國家：新加坡真的太小了。藍玲來了四年，她常說她已經快被窒息了。每次假日出來逛街，他便會抱怨，因為新加坡就那麼一丁點大小，她抬頭看著天空，一點都不覺得有開闊的感覺。 「有時我穿越新加坡邊界，往北越過新加坡、馬來西亞邊界的JB（柔佛），看著道路兩旁綠油油的樹木，我才會覺得呼吸順暢一點....」我常聽她那麼描述著。 我知道他在說什麼，雖然我只來了一年，但我知道新加坡許多地方都是人工打造出來的：許多觀光勝地的瀑布、大石頭，仔細看看、敲一敲都是人造的；新加坡最高的山只要半小時就走完了。 藍翎後來終究還是放棄她在新加坡已經到手的公民身份，回中國去了。一年後，我收到她寄來的賀卡，表示她已經結婚了。 新加坡女子看台灣 1997年底，母親病危，我臨時決定回台灣。誰也不知道，新加坡這個國家在我往後的日子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比較角色：因為後來我娶了一名新加坡女子：也就是前述的死黨之一遲靜。 新加坡的政治管理極為嚴密，這是經過台灣/新加坡兩地生活後比較得來的感受，只是初到當地旅遊，或短暫居留者，表面上並感受不到。即使當年我在新加坡待了一年，我也從未深刻覺得新加坡與台灣在言論自由上有何重大差異。而我真正瞭解新加坡社會被嚴密管制還是10年後的事情了。 時間快速往前轉到2006年，我因工作的關係，前往公司位於新加坡的區域辦公室開會。2006年，台灣是政治十分動盪的一年，五月，總統陳水扁的女婿被揭發涉嫌許多假公濟私的疑似權貴貪腐事件。 跟新加坡同事在下班一起吃飯時，他們聊到此事。就我看來，台灣當時的政壇只能用一句話來形容：烏煙瘴氣。我不是很喜歡在外國人面前談這部分的台灣形象。 但新加坡同事卻那麼熱衷，他們覺得台灣政治實在太棒了，這種事情都能夠被揭發出來，因為諸如這類事情在新加坡是不可能發生的，不是高官或親信不會貪污，而是不論媒體或市井小民都沒有插手的餘地，他們這麼跟我說。 其實或許我並沒有那麼驚訝，因為同樣的話，也出自我新加坡籍老婆的口中。 「敢講執政黨的壞話，下場多半很慘，大概得等著被告到破產。」這是她在觀察台灣社會時最常說的話。 對她來說，台灣社會已經自由到一種她無法想像的地步。看到陳水扁總統某些政策常被在野黨或媒體批評得體無完膚，她看新聞時會脫口而出，「你們竟然可以這樣罵總統？」這對新加坡人來說是很難想像的。 或許，私底下，我還是為台灣的自由體制為榮的，我不是政治狂熱份子，但在2000年總統大選開票結果出爐當夜，確定政黨輪替時，我開車載著她，到了台北市復興路與民生路口。當時已經幾近半夜，但台北市的這個區域卻陷入幾近狂熱的地步，許多人在馬路上興奮大叫，拿著競選旗幟跑來跑去。 我帶著老婆站在路邊，我們沒有加入現場熱絡的氣氛，而是靜靜觀賞著這個台灣政權和平轉換的奇蹟：「這樣的情況，你在新加坡應該看不到吧？」我跟老婆這麼說著。 往後幾年，只要有重大的遊行事件，我幾乎也都會帶著老婆去親眼目睹，我不知道我是出於想在老婆的心中種下一點民主的種子呢？還是希望讓他多見識一下台式民主的開放程度。 初期，她對街頭活動還非常害怕，擔心會有流血衝突或被警察捉起來。我還需多方勸說，告訴她：「你就當作今天你最大，可以在大馬路上悠哉悠哉的散步就好了。」 比如，2004年總統大選後，許多人集結於總統府前抗議選舉不公的大規模靜坐活動。當時老婆在新加坡的親人紛紛打來詢問台灣是否非常危險？ 而此時已經快變成半個台灣通的老婆輕鬆回答，「不會啦，我們還有去現場拍照留念呢，這在台灣算是很平常的事了。」 很平常？或許這是事實，時間拉回2006年我在新加坡的這次出差會議，那晚新加坡同事在酒酣耳熱跟我抱怨新加坡政府對於政治言論壓抑多麼嚴重，我隔天在飯店醒來幾乎已經忘得一乾二淨了，但翻開報紙，我還記得非常清楚，當月（五月）正逢新加坡的國會大選，總理李顯龍先生的各式談話因此常被放在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頭版，我看到相當有趣的說話： 「有些自稱年輕新加坡知識份子的人，他們宣稱國會有更多反對黨對政府是個好事，但李顯龍的回答是：反對黨並不會讓政府作得更好，只會讓政府做事更礙手礙腳。」 從報章雜誌來看，新加坡執政黨諸如此類對反對黨的鄙視言論很多，海峽時報都照實播報出來，我不知道當地人怎麼想，但看在我眼裡，我覺得十分有意思，當時也正逢國內最大反對黨主席馬英九先生即將要去新加坡訪問，我有感之餘，還在自己的部落格註記這些報導，我心想：李顯龍先生若對反對黨有這麼大的恐懼感，那他不知道怎麼看待馬英九先生的來訪？ 同年七月，新加坡同事又傳來了一個新聞事件，原來是一位部落格作家（Mr. Brown）因為在當地報紙（Today）專欄中以調侃方式嘲笑新加坡政府無力對抗物價高漲的趨勢，新加坡政府立即出面駁斥他的言論太過不負責任，而他的專欄也立即被停止；爾後學校與公家單位還把他的部落格列入黑名單。 我看了不禁莞爾，部落格批評政府施政的文章，在台灣，網路上隨便一找都有許多，沒有任何人會因為批評政府施政而被警告或列入黑名單啊。 解嚴？ 以我的年紀，我其實不知道解嚴前的言論有多封閉，但我猜，可能就跟當前我看到的新加坡言論管制差不多吧。我會想起1988年，也就是解嚴後的隔年，我才剛上大學一年級，某天我從學校男生宿舍前往餐廳吃飯，看到餐廳門口貼了一張社團活動公告：「紀念蔣經國逝世週年，明日特舉行穿內褲慢跑活動。」 我不知道是否隔天真的有人舉辦了這場活動，或真有人穿著內褲去慢跑。但我知道，從這一刻起，包括後來我在大三（1990年三月）參加的野百合學運活動，我知道包括我在內的任何人，都可以為任何社會議題發聲，而不用擔心遭到任何形式的壓迫或處罰。 去年發生的紅衫軍事件，已經在我記憶中掩埋多時的野百合活動又被媒體抬出來作比較。當時我跟老婆看到電視上播出十多年前在中正紀念堂舉行的野百和靜坐示威時，我興奮地趕忙大叫： 「老婆，趕快仔細看看，看有沒有看到我躺在中正紀念堂睡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