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後，國共內戰急轉直下，隨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的軍人及其眷屬，被迫離開原鄉。對許多外省老兵而言，來臺並非單純的自願性遷徙，而是家庭連繫與原有生活的斷裂。在兩國長期處於政治軍事對峙的狀態，雙方交流受到嚴格限制，許多人與留在中國的骨肉至親長期隔絕，而這群彼此省籍、語言都不相同的「外省人」，「離散」遂成為他們重要的集體記憶。

在威權統治及戒嚴體制下，從中國來臺的這群「外省人」，相較於所謂的「臺灣本省人」，反而更受到政府的猜忌與提防——凡曾在中國生活者，都可能被視為遭中共滲透的「附匪份子」。政府以反共及維護國家安全為由，透過郵電檢查、監聽、線民告發及約談等方式，凡因政治思想、言論、人際關係、過往經歷，或遭人指控、牽連者，均可能成為監控對象，甚至逮捕、審訊、判刑或長期監禁。部分外省老兵因與中國親友通信往來、流露返鄉意願，或對自身處境發表怨言，便遭情治單位列鎖定，「鄉愁」成為被指證、定罪的理由。

如同諸多政治受難者出獄後仍擺脫不掉監控與標籤，難以重新建立家庭及社會關係，而不少外省籍老兵是當時為快速補充兵源而被強拉入伍的「拉伕」，多數教育程度不高，缺乏一技之長，加之語言隔閡，就業困難，難以融入臺灣社會之中，更造就社會地位邊緣化，也使所謂之「外省老兵」、「榮民」在大眾想像中由此被限縮成社會底層的低階士兵意象。

臺灣政治受難者的省籍比例，本省籍約55％，外省籍約45％，以當時外省人佔臺灣總人口比例僅約13％觀之，外省籍受難者在人口相對比例上的受害風險與密度其實相當高。因此，外省老兵的歷史不應僅被置於「撤退來臺」的國族敘事之中，其中更交織著離散、貧困、社會邊緣化與政治受難的複雜經驗。

這段歷史所揭示的重要意義在於：轉型正義的對象並非限定特定族群，而是所有國家不法行為的受害者。威權體制下的政治受難經驗具有跨族群的特質，受害者不分省籍、族群與政治立場，也不該因此決定是否值得被看見與平反。推動轉型正義並非針對任何族群進行清算或政治追殺，而是還原歷史真相、承認國家暴力所造成的傷害，並恢復受難者應有的尊嚴與清白。因此，重新理解外省老兵的離散與苦難，不是為了重新劃分族群界線或族群清算，而是透過不同生命經驗，看見威權統治對整體社會的傷害，進而以人權與民主為基礎，共同面對國家不法與歷史傷痕，走向真正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