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暴力不只發生在監獄與刑場，也延伸進受難者的家庭。當親人遭逮捕、判刑甚至遭槍決，留在獄外的家屬往往必須獨自承擔失去親人的痛苦、經濟與生活壓力，以及來自國家情治系統的監控與社會異樣眼光。他們沒有被囚禁，卻被迫活在恐懼、沉默與等待之中，成為另一種「獄外之囚」。而這份創傷並不隨威權體制終結而消逝，反而沁入家庭記憶與生命深處，如滲入脊髓般疼痛，悄然延續至下一代……。

鄭竹梅，那個在雜誌社中長大的小女孩，她的哀傷始於一場突如其來的生命鉅變。1989年鄭南榕自焚殉道時，她只有9歲，原本平凡的家庭自此被推入歷史洪流，童年也因此被迫與死亡、失落及父母親名字相連，哭喊著那喚不回的太陽……。

父親離世後，她與母親葉菊蘭曾長時間難以談論父親，直到逐漸長大，才開始重新整理童年記憶與家族歷史。如今的鄭竹梅，不僅以女兒的身分記憶鄭南榕、理解葉菊蘭，也嘗試以臺灣人的角度，探詢雙親所處的時代與生命抉擇，以及鄭南榕所追求的理想。對她而言，重新理解父親鄭南榕並不是為了背誦他的事蹟，而是從中發掘之於我們的意義，尋找屬於自己的位置，以及與這段歷史相處的方式。

長期以來，臺灣威權統治時期的歷史敘事以受難者為主體，家屬往往僅被視為「受難者的親屬」、協助處理賠償相關事務的代理人，以及需要重構歷史情境時的代言人。然而，這些因親人遭逮捕、監禁或死亡的而產生的創傷經驗，卻常被排除於政治暴力的論述之外，失去主體性進而「去政治化」，成為個人獨自承受的生命困境，無人知曉。

然而，政治暴力留下的從來不只是受難者個人的傷痕，更是橫跨家族世代一筆名為「創傷」的遺產。當下一代開始追問，並試著重新理解父母的生命選擇，那些深埋於歲月之中的沉默才得以鬆動，凝結於苦痛中的時光，也終於再次向前流動。轉型正義不只是還原受難者遭遇，更應看見那些留在獄外、長年承受孤寂與噤聲的隱傷者，理解政治暴力如何進入家庭、影響下一代，並正視家屬作為獨立受創者的生命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