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28
1952年，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完成的《黑皮膚，白面具》一書，開展了後殖民論述的反思路線。作為一個精神科醫師，法農試圖從精神分析的觀點，從個體經驗出發，述說黑人如何在殖民壓迫中喪失了作為人的主體性，而黑人愈是嘗試要將自身提升至白人的位階，尋求白人的認同，就愈在這樣的過程中臣服於白人的壓迫。法農沉痛地指出：「白人文明、歐洲文化，在黑人身上強加了一種存在的偏差……黑人的心靈，其實更是白人的建構。」，就此，法農開啟了一種新的後殖民論述觀點。 在「2008加台人權影展」所播出的一系列紀錄影像中，《雙面莉瑪》所呈現的，正類同於法農《黑皮膚，白面具》所強調的論述。主角是一位十六歲的少女莉瑪，在加拿大成長並同時擁有阿拉伯裔血統，片中記錄的是莉瑪青少年時期的成長經驗，因為與遠在中東的父親分隔多年的聯繫後，開始面臨兩種文化的衝擊，也開始產生自己對身份認同上的一連串問號。 將脈絡回溯到莉瑪的父親與母親的故事，是一段伊拉克男性與加拿大白人女性的異國浪漫戀情加上利益的交換，但回歸現實生活後，莉瑪的母親在遭遇異文化衝擊下的不適應，注定了這段異國婚姻的走調，從此莉瑪由母親帶回加拿大居住，而莉瑪的姊姊塔瑪拉則跟隨父親在伊拉克生活。 如同一般青春期的少年/女對於「外表」的煩惱，莉瑪面對鏡中的自己，總是相當在意自己「與眾不同」的膚色，不像其他同儕那樣的「漂亮」。然而當他穿著西方服飾而非傳統阿拉伯婦女服飾走在約旦安曼街頭時，街上男子對他的注目，卻也讓他感到相當不舒服。徹底地，莉瑪認知到不管身在哪個國家或何種文化之下，自己都是這麼地與眾不同。只是認知並不代表理解，身份認同的習題就此成為莉瑪個人極大的內在心理衝突。 而莉瑪的姊姊塔瑪拉，則呈現與莉瑪相當大的對比，塔瑪拉多次提到對於母親以及莉瑪的思念與愛，期待著與家人的重聚，當中表達的正是伊斯蘭極為重視的家庭觀，只是這樣的情感表達卻也被莉瑪誤認為他的姊姊塔瑪拉是個過度依賴、傳統的伊斯蘭女性，相對地也使莉瑪產生無法忍受塔瑪拉的負面情緒。 當我們再仔細觀察這一個分隔十多年的家庭，莉瑪的母親是典型的中產階級白人以及崇尚自由主義的女性，訪談中不斷強調自己是有主見的「西方自主女性」，對於伊斯蘭文化將女性限制在家庭，認為伊斯蘭文明否定了作為一個女性的價值；而莉瑪的父親則是典型的商人，雖有阿拉伯人的外表，卻說著一口流利的英文，透過作為美國與伊拉克之間的仲介商而獲取經濟利益，即使保有傳統的伊斯蘭文化，跟多數的伊拉克中下階級比起來，仍存在階級上的優越差異。我們會發現，莉瑪的父親與母親彼此之間在族群、文化、階級上的差異所帶來的衝突，在莉瑪的生命中從來就不曾真正消散，即使是在多年的家庭重逢以後仍是，這樣的家庭衝突也影響了莉瑪如何去看待自己身份認同上的取向。 從剛聯繫到伊拉克家人時的興奮，到真實與家人在約旦重聚後的文化震撼，再回到加拿大莉瑪所熟悉的西方環境，莉瑪的經歷將讓他自己加速瞭解到，他自身的社會化過程，是接收來自「西方」、「白人」的文化，他將明白到自己在加拿大的成長過程，無法幫助他真正進入伊斯蘭文化。然而，無論他多麼地想擺脫阿拉伯血統的身份，這個身份仍將永遠跟隨著他，他的阿拉伯姓氏將牢固的緊貼著他，出現在身份證上、護照上，以及他的學生証上。於是，阿拉伯血統的記號為莉瑪帶來一個小轉變，他開始在大學裡選修阿拉伯語，試圖在語言學習中作為理解父親阿里與姊姊塔瑪拉的文化—伊斯蘭文明的開始。 莉瑪的故事沒有真正的結局，生命的故事一直在繼續發展著。我們無法評斷莉瑪的生命，但是可以想像，當世界上的許多不同的生命在不同文化間交互穿越時，如何跨越這條認同的邊境，可能不再只是個體的生命故事，生命將嘗試藉由尋求作為人的主體性以及去除「我族/他者」壓迫性的妒恨關係過程，來建構所謂「我是誰」的身份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