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雅婷（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督導）
隨著「我們與惡的距離」熱播，對於無差別殺人案的討論，再度引起社會熱議，「我們與惡的距離」試著拉出「犯人」背後身為人的脈絡與故事，從犯人、犯人家屬、受害家屬再到社會大眾，不同位置試著又遠、又近地，拉出更多的線頭去理解這複雜的故事。
這樣的企圖是叫人欽佩的，從鄭捷再到小燈泡事件，我最初掙扎著是否要對號入座將鄭捷視為一個「人格疾患者」，還是切割鄭捷，好向社會保證，精神障礙者不是鄭捷不會有風險。但我心裡知道，即便切割了鄭捷，社會看待精神障礙族群仍然是恐懼與害怕的，以及我心裡有小小一個聲音告訴我自己：「越是認識精神疾病，越知道疾病背後的故事才是把人壓倒的真正稻草，助人工作是努力跟故事工作，進入精神障礙者的世界提供一些支援，一起撐住那脆弱的世界。面對鄭捷，一定是什麼機制失靈了？某種嚴重的因，導致今日可怕的果。」因此，本文我將以一線工作者的角度，分享我的實務經驗，希望邀請讀者以「人」角度去理解精神障礙者，並且回到他們的人生中，看見這複雜的困局。
醫療不是人生的全部
曾經，一個精神障礙者跟我說：「我三餐和睡前都要吃藥，一天24小時，吃藥不過4分鐘，剩下的23小時又56分鐘，才是我的生活。」慢性化的精障者，以西醫的治療，症狀是無法根治的。幻聽可以變少、變小，但不會完全消失；部分的妄想劇本仍然存在；焦慮與恐慌頻率可減少，但無法完全根治；而藥酒癮的病人，成癮要戒治也是一條漫長的路。
例如一個酒癮的精障者，他在人生經歷幾個重大打擊後，失意墮落走錯一些路，坐過牢出獄後找不到工作，能力跟不上，只能被社會淘汰，所以一直藉喝酒麻痺自己。當生活不順遂遇到壓力，壓力就會轉成為幻聽，出來責備、嘲笑他。在他身上，幻聽是最嚴厲的對手，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數落、挑釁他的機會。最後，受不了了只能割手、傷害自己抒發情緒，送急診讓醫護人員包紮，獲得一個暫時的溫柔。
喝酒麻痺自己是問題，但拉他一把方法，絕對不是把他當成不定時炸彈，定期監控和管制。怎麼陪伴他穩定情緒、進入支持性就業得到成就感才是根本。但現實是怎樣呢？現實是，政府協助精神病人的資源偏重在醫療，至於更根本的就業、就養、社區照顧等資源，非常不足。
服務框架難以翻轉，人力不足只能做到基礎
陪伴就業是需要支持性人力的，多數精障者於青少年時期就發病，發病後學業停擺難找工作，普遍沒有工作經驗，缺乏學習的機會，工作能力與態度都需要培養，勝任一份工作，需要更長的學習與調整期。精障者普遍長期處於挫折，生活缺乏正向、成功的經驗，遇到壓力後，被勾起的情緒除了當下的挫敗外，過往的失敗經驗也一併被勾動，被巨大的失敗與無能感襲，陷入情緒的迴圈中，情緒帶給精障者的挑戰比一般人更大。
目前，勞動部發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工作方向是積極訓練精障者以符合社會就業標準，透過就業服務支持銜接工作，而不是調整工作環境，讓工作更彈性符合精障者需求。如此一來，無法就業成功，再度回到精障者「個人」問題，而就業服務為了達到績效，也就只能更精細地將個案分級，篩出有機會成功的個案，而狀況更複雜、需要更多協助的精障者，再度被排除於就業服務外，再次複製了原本在社會經驗到的挫折感。
社區中的選擇為待在家裡或去復健機構復建。社區中的資源，其中日間型的為社區復健中心、會所服務，住宿型的為康復之家和社區家園，但目前社區資源補助有限，面對精障者複雜的需求，與極大的個別差異，需要客制化的設計，但目前僅能以有限的人力回應，自然只能做到初步基礎的管理，難有更細緻的設計。
如果在家，對家人當然是不易的承擔，一旦精障者出現情緒問題，在沒有其他人力分擔下，最快也是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回診請醫生開藥，醫生也在沒有其他資源可協助的情況下，只能開藥處遇。病人無法從情緒中，學習如何面對處理，快速用藥壓制，反倒讓病人更加失能，更依賴藥物。治標輔助反倒成為生存之道，長期下來，病人離不開藥物，一遇到壓力就癱瘓、失能。
政府資源切割各自為政，衛政管醫療復健、勞政管就業、社政管社區，復元之路漫長難行，但每個專業人員都只管他負責的一小部分，並想像病人從急性治療─復健訓練─再到就業媒合，單向線性向走樓梯般，走過一階才能到下一階，事實上患者的狀況可能是不斷從A點到B點反覆來回的，但沒有專案人力一線到底，政府部門彼此之間也缺乏統合。
服務是為了把生活找回來
我看見的精障者，是一群長期吃藥後，帶著殘餘症狀，每天用力「帶病生活」的痛苦邊緣人。看似好手好腳，但慢性化對其身體、體力或心理狀態都造成一定的耗損，是一群因為疾病，而能力被打七折甚至更多的人。做為一個站在第一線的工作者，我認為真正的復健，是要不把他們看成「病人」，而是看成「有能者」，讓精障者的能力透過設計重新發揮出來。每個人都有他的能力，讓精障者發揮他的能力，讓他被另一個人需要，成為團體的一份子，讓他的生活圈可以不斷地擴散、增加，真實地和人發展關係，生活好好壞壞都去經歷，是我認為讓精神病人復元的重要做法。
我會組合不同能力的病人，成為一個工作小組。我們無法一個人完成一件事，合起來做好一件事，讓差異成為互助的基礎，同時差異也是學習的機會。或許你會問，好好壞壞都去經歷，給精障者壓力可以嗎?精障者受傷了怎麼辦?就看著辦吧，壓力是精障者必須經歷的，這是重要的學習經驗，但重點是身旁的人，必須花費足夠的時間和力氣，不斷地討論。
衛福部目前最該做的，是面對社區復健的資源不足，治療只是復元的一個環節。公共衛生體系訪視不足，訪視後又缺乏後送的服務系統，真正長期陪伴精神病人的社區資源不足，讓病人出了醫院之後，暴露在破大洞的照護網，補網的方式，不是在加強醫療端的管控，而是增加社區資源，讓社區發展多元的服務方式，健全從到宅服務、個案管理、日間據點、住宿型機構、就業服務以上資源，並補足人力，針對精障者個別需求客製化設計，服務更細緻，面對困局能有更多、更細的嘗試。
隨機殺人犯是社會問題
最後，我無法保證「精神病人是不是不定時炸彈」，我可以相當篤定地說，在我的經驗裡不是，但我無法把鄭捷、王景玉劃到人格疾患中，成為另一種「變態」的新疾病。對我來說，一個人之所以成為隨機殺人犯，我相信有太多的社會環節是必須改善的，治療重要但更多時候卻變成是最後一道防線。
看到新聞時，我在想是什麼讓這個年輕人，如此喪心病狂，犯下這麼重大的案件？是什麼原因才讓他的精神受挫？又為什麼需要使用藥物(所謂”吸毒”)？為什麼無法工作？是怎樣的人生，讓他需要用這樣的方式取走別人的生命？我對他的犯罪行徑憤怒，但讓我更難受的是，我對於他為何如此「行惡」一無所知。我們所知道的犯案過程，只是他三十三歲生命中的幾小時，但他是怎麼走過來的？這個社會，正有一些年輕人，在被社會淘汰與孤立的過程中，走向惡路。沒有人天生是殺人犯，社會結構如何排斥、放棄、使人走上「行惡之路」才是真正的難題。我相信，積極復元有好的生活，才能阻止精神病人經歷長期挫折與隔離，走向報復社會、玉石俱焚的社會悲劇。
「我們與惡的距離」又將難題重新帶回大眾眼前，複雜的故事本來就無法簡化地理解，所謂的惡人是經歷了多少故事，走到「罪大惡極」的最後篇章呢？切割與排除都不足以解決問題了，因為原子化的社會下，冷漠造就的寂寞不單單只是孤寂，而是把邊緣人排除或問題化。「我們與惡的距離」拉出的兩條軸線，一條是已經發生的悲劇─犯下重罪的李曉明，和李曉明那痛不欲生的親屬；另一條是正在發生的悲劇，罹患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這正在下墜的人生，考驗社會能否接住，避免下一場悲劇，怎麼做才能拉遠「我們與惡的距離」這大概已是社會迴避不了的功課了。想到這我終於輕鬆了一點，我不需要證明精神障礙者是安全的，也不需要保證社會工作能解決所有問題，我只需要把難題如實地還給社會，否認或理解？接納或排除？和解或怨恨？每個人都需要決定我們與惡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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