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素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博士班）
最近美國紐約時報出現了一篇值得注意的報導，標題名稱為不願譴責賣淫，巴西愛滋防治將失去美國金援（Brazil’s fight AIDS loses U.S. funding Nation won’t condemn prostitution, New York Times 2005. July 31），文章內容主要是討論，巴西政府最近決定拒絕美國所提供一筆四十萬美金（約新台幣十三億）之經濟援的相關新聞。過去幾年來，美國政府一直提供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援助，以協助他們降低日益惡化的愛滋病傳播，而巴西正是接受援助國家之一，更重要的是，巴西政府確實以這筆金額實行了幾項防禦愛滋病的工作，並且已有顯著成效。然而，這筆對巴西援助將從今年停止，因為布希政府最近提出一項新政策決定，亦即，所有接受該筆援助的國家，都必須作出公開聲明，譴責賣淫是一種錯誤、不道德的現象。巴西政府在經過考慮後，決定拒絕此要求，因此也就等於拒絕了美國的該項援助。
雖然說，從社會學理論來看，權力與倫理原本就密不可分，特定的倫理規範總是需要藉由權力支持才得以運行；但在國際社會中，出現如此直接明白以經濟權力為手段，要求他國在倫理態度上臣服的例子仍實屬罕見。當然，這之間明顯有著國際間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地位階層問題，但作為一個台灣人，看到這樣一則新聞讓我首先想到的，並不是美國與巴西之間的權力關係，而是如果這樣的情形發生在台灣，台灣政府的選擇會是什麼？又，如果我們的政府決定將此決定訴諸公民討論，那麼，台灣公民做出的輿論反應又會是如何？我想，任何社會對於此議題的反應或說解決取徑，主要取決於人們對於以下兩項相互密切關連之問題的思考：首先、愛滋病比率的上升與所謂「賣淫」1之間是否存在正向關連？第二、人們對於「賣淫」所採取的看待方式與態度，會如何影響愛滋病工作之防禦？
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布希政府之所以會作此一新政策決定，明顯反映出其背後的一項預設為，他們認為「賣淫」是愛滋病傳播的重要關鍵，因此推論道，「賣淫」越多的國家，愛滋病率當然也就會高，所以，他們才會決定以消滅「賣淫」作為防治愛滋病的工具性目標。然而，這樣的推論是必須經檢視的，巴西政府之所以不願意接受布希政府要求的第一項理由，便在於巴西並不認為二者之間存在正向關係。正如，巴西政府愛滋防治小組主任Pedreo Chequer所指出的，到目前為止，從來沒有任何科學性證據說明「賣淫」現象的存在與愛滋病的發生率之間有任何的正向關連，因此美國政府的要求並非是一種流行病學方法，而是一種宗教信念與倫理價值。巴西政府似乎是有權利這麼說的，因為巴西長久以來並未對「賣淫」採取消除政策，在巴西目前的勞動法中，明白將性工作者（sex worker）視為專業工作者；性工作團體也可以藉由捐助政府金錢而在他們退休時獲得退休津貼，因此，巴西的性產業相當龐大，而最重要的是，於此同時巴西在過去十幾年裡仍成為發展中世界裡防治愛滋最成功的國家，相反地，在性交易非法的美國，愛滋病的比率卻仍不斷上升。
第二項議題則讓我們更進一步地思考布希政府此新政策的更深層意涵。表面上看來，布希政府的新政策似乎是出自於為杜絕愛滋病而反對「賣淫」，但就其更深層的精神而言，其實是反映出布希政府所具有的右派保守主義價值。在這樣的價值取向中，對於性採取著較為戒禁之態度，因此，「賣淫」也就成了一種人們「放縱性慾」的象徵，屬於應被杜絕、阻止之行為。相反地，巴西政府則對於「賣淫」採取著不同的態度。在前面所提過的，巴西勞動法將性工作定義為一項專業，這同時也意味著，從事該工作者應獲得相關權力之保障。
從這樣不同的態度出發，因此也就延伸出，在防治愛滋病時所採取的不同策略。對於「賣淫」採取否定態度者，在愛滋病的防治工作中，比較糟的立場是採取「加以消滅」的態度；而比較好的情況中，則採取「規勸教導」的立場，教育「賣淫」愛滋病的危險，希望矯正他們的行為。但不論是哪種情況，我們會發現，這其中都隱含著一項邏輯，也就是，「賣淫者」間接地被矮化成只知道操作原始本能與慾望之存在，而並未被視為也能夠思考、判斷的主體，於是防治者便自覺有必要以自己的價值標準，為對方做出矯正、指導。在這樣的運作邏輯下，其實防治者乃是將「賣淫者」視為客體，以作為從事防治工作者的「他者」。
反之而言，當人們賦予「性工作者」工作尊嚴時，也就比較有可能將他們視為能自己思考、行動的主體，因此，在愛滋的防治工作上，也就越可能將他們視為防治的合作對象。在紐約時報的這篇報導中，讓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便是，巴西防治工作小組的人說道：「我們將妓女視為防治工作上的伙伴，並且是有效率且有能力之伙伴」。或許正是因為能從這樣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問題，能夠藉由尊重而擴充了工作伙伴，所以，巴西在愛滋防治工作上，才能有如此好的成績。舉例來說，自一九九０年以來巴西的愛滋病人口比率已降低了足足一半，而相對來說，與此同時世界各地開發中國家的愛滋病感染率卻呈現出令人怵目驚心地上揚，例如，南非全國處於生殖年齡的成人中，竟有高達百分之二十感染了愛滋病毒！這也就難怪許多開發中國家都紛紛派遣代表至巴西，要向巴西政府學習愛滋防治策略。
從此一事件中看來，我們會發現，人權並不僅是一種抽象的價值，人權其實也是實際解決問題的辦法。在愛滋防治工作上，當主事者無法從人權角度出發思考時，所想到的解決方案往往都是如何壓抑、禁絕，而壓抑禁絕的工作其實往往耗費成本、且難有成效，相反地，如果能夠透過相互尊重、取消對立，反而能獲得更多支持。雖然，人們如何看待「賣淫」、「賣淫」是否該合法化等在台灣仍是一個爭辯的議題，但此一新聞事件，或許能提供給國內愛滋病防治工作者一個不同的思考角度；而更重要的是，此一事件更提醒我們，如何能從一個更具平等、尊重的角度看待社會中的邊緣化群體。
附註：
1、 依照美國政府做出的決定，乃是要求受援助國公開譴責prostitution，這個字在中文裡通常翻譯為賣淫，不過，此一字詞的選擇本身就已反映出美國政府對於該工作的貶抑。在尊重人權的趨勢下，有些團體開始要求應稱呼這些工作為「性工作」、從事該工作的人則是「性工作者」，而不應使用賣淫、妓女等字眼。我認為避開賣淫這樣明顯在讀者心中喚起負面意象的字眼，將有助於我們在討論該項議題時，不會一開始就有著太過先入為主之立場。然而，由於本文乃針對美國與巴西政府互動的內容做出討論，因此有些時候還是採用報導中所使用的賣淫prostitution一詞，但以加引號來表示，這並非應該被理所當然使用的字眼。對此議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公視所製作的「公娼啟示錄」一紀錄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