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勞動人權教育」的可能

文/林柏儀（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如何面對台灣廣大勞工十多年來面臨的「高工時，低工資」困境？「教育」能在這之中扮演什麼樣的積極角色？在勞動處境日趨惡劣的當代台灣，這越來越是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與回應的課題。
 

勞動人權教育的可能
 

一般而言，「教育」被期待能夠培育勞工擁有更好的技能，以為產業界需要的人力做準備，並認為將能有效提昇人力資本，使受教育者能獲得更高的薪資報酬。若教育達不到此一功能，則會被批評是「學用落差」，甚至將此視為經濟不佳或薪資停滯發展的元凶。這也是目前主要輿論對受教育後薪資仍低迷問題的診斷，所以指引出了「學用合一」、「強化技能訓練」作為處方。

然而，台灣勞工近十多年來的薪資不振現象，真的是官方所謂的「學用落差」等「人力素質歸因」可解釋的嗎？或者，會不會反而是因為我們的教育內容存有系統性的偏誤，所傳遞的訊息或隱或顯地過度親近資方立場，導致受過教育的勞工們儘管空有技能或勞動意願，卻仍甘願接受剝削，無法爭取得到合理的薪資？

這是一個教育社會學上的理論問題。但也是當今教育內容該更往左或往右的關鍵抉擇。在此，筆者要拋出直接的主張：若要透過教育改善台灣受雇者的處境，與其是尋老路繼續把重心擺在強化職訓、學用合一、配合業界需求……等，不如紮實地進行「勞動人權教育」，在各級教育都挪出正規課程的一定時間，教導學生作為受雇者的各種權益，以及如何團結爭取、歷史上的各種正面案例……等，反而才能實際改善勞工處境[1]。

我曾經在北部的一間私立大學，以「全球化下的工民教育」為名，開設一學期的勞動人權教育課程，供七十位大學部同學作為通識課程選修。特別用「工民」二字來替代常見的「公民」教育，無非是為了凸顯：勞工階級的權益無法被等同於一般公民人權，我們需要發展一種針對廣大勞動人民權益的課程，來超越或擴展既有的公民教育框架。

「全球化下的工民教育」十八週的課堂內容，從抽象的資本主義、階級社會、社會主義思潮……開始，進而談到具體的勞動權益、勞工政策、勞動法令、以及勞工運動發展……。最後由各組同學分頭針對某個主題，實際推動一項勞動教育，例如「學生校內工讀卻遭延遲發薪，怎麼辦？」或「如何改善陸生、外籍生的勞動權益？」

難能可貴地，班上學生並未被這「有些陌生的作業」所擊倒。當學期的期末，各組同學多半完成了精彩的報告，甚至有的還公開舉辦了倡議行動，透過公開宣講向一般同學「勞教」。我還邀請他們將成果發表在臉書之上，也促成了更多人關注到他們的學習與創作結晶。這樣頗為難得的經驗，讓我歸納出了一些心得，或許可以供思考「如何推動勞動人權教育」的朋友們所參考、指教：
 

一、透過「學生的勞動經驗」來教學
 

 面對已有打工經驗的學生聽眾（特別是高中二年級以上的學生），勞動人權教育可以是融合他們工作經驗的一門課程。我們不需要把勞動人權的知識灌輸給學生。相對地，只要陪同學生仔細反思與探索他的工作經驗，諸多的勞動教育內容就可油然而生。

例如，教各種勞動基準法令時，並不需要照本宣科地一一解釋法規。我只要找到幾位樂於在課堂上分享工作經驗的同學，一一詢問：薪資是多少？是否合乎「基本工資」？如果工作超過八小時會不會拿到「加班費」？國定假日上班會不會有「兩倍工資」？老闆請員工離職會不會給「資遣費」？要開除員工有沒有合乎「解僱事由」……？班上同學多半會樂於參與，並很快地理解我要教導的勞動法令。一般來說，他們都會訝異地說：怎麼從來都不知道有這種規定？這些法令真的也有保障打工族嗎？或者他們至少會好奇：那間ＸＸ商店/餐廳，怎麼給的薪水這麼低！？

學生除了敘述他們自身的勞動條件外，其實也有潛力能洞悉勞資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在一個又一個學生談到「遇到壞老闆」、「打工被壓榨」、「抱怨又被說是『草莓族』」的生命敘事中，勞動人權教育有充分的沃土來開展。這時，挑戰在於如何把學生遭遇的這種「受壓迫」經驗，進一步聚焦理解「勞資之間的權力不平等」現實，甚至進一步來思索，「究竟能夠怎麼辦來改變它？」

我個人的經驗之中，這似乎沒有絕對的捷徑。討論的過程裡，學生們會表達不滿，但也經常會流露出「工作不就是這個樣子」的宿命觀感。對他們來說，往往「批評學校環境」是相對有正當性的，但「批評工作」則會遭遇「草莓族」評價的風險，或被質疑「嫌工作爛，就不要做阿？」的個人解決歸因。但如果有一整個學期慢慢地陪伴他們逐一面對勞動環境的種種問題，期盼扭轉長遠勞資不平等的堅決意識，還是有萌發的可能。

批判教育學理論家Paulo Freire在其經典著作《受壓迫者教育學》中強調：「學生並非是一無所有地走入教室之中。」的確，我們千萬別陷入無意義的「囤積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把理當豐富活潑的勞動人權教育，當作官方刻板的「法治素養教育」來教。相對地，引領學生大膽地提問，陪伴他們面對生命中所遭遇的勞動困惑（或者包括他們家人所遭遇的），或許就是最好的教學素材。
 

二、實地參與勞工運動以覺察「改變的可能」
 

在與學生既有的工作經驗對話與檢視後，學生固然可能會願意分享，但也可能會產生一種「無力感」：既然勞資之間就是不平等，勞工權益被侵犯如此常見，我們又能夠怎麼辦？

正如同在勞工團體揭露某些企業違反勞動法令，侵犯勞動人權時，網路上的各種留言總是不乏會出現：「台灣有哪個企業在遵守勞動基準法？」「有法律又如何？我的公司不遵守我也沒辦法。」「真的不滿，就自己當老闆！」在怨嘆之餘，同時也喪失了尋求改變集體勞動處境的動力。怎麼辦？

我以為，參與或觀察實際的勞工運動，往往是勞動人權教育最有說服力與感召力的泉源。

台灣雖然勞工處境不振，但勞工運動實際上卻屢有捷報，只是不常被大眾注意到。舉例來說，遭遇外資傾倒有機溶劑而罹患癌症的前RCA員工，透過籌組自救會並發動集體訴訟，在二十多年後終於贏得了初審勝訴。聯福紡織工人面對積欠退休金與資遣費的老闆，以一連串的抗爭確定了國家的代位求償與補償責任。大學裡的學生兼任助理在一波波的抗議下，終於漸漸被承認了同樣享有勞動保障的權益。而國道收費員歷經了兩年的街頭發聲，也逐漸讓政府意識到了約聘僱勞工的工作保障必要……。一場又一場的行動，都是最好的教育場所。有機會的話，何不讓課堂學生親身觀察或參與看看？

記得我曾有一次到學生社團分享參與勞工運動經驗，也被一位年輕學員問到：「你們做這些運動，真的會有成效嗎？」當我試著回答：「當然不一定，但是有做就有累積。總是有幾個是馬上有實際成效，而又有好幾個是在未來將成功的。」當場立刻也有與會者會同情地說：「本來就是這樣。買股票也沒有包賺的。運動不做怎麼會知道有沒有效？」這樣「覺察改變的可能性」，這正是我們需要教的。

受限於「全班校外參訪勞工運動」需要更縝密的規劃與準備，我改以由學生自行分為小組，去參與觀察勞工運動以化為報告。雖然學生多少因為對工運陌生，有些不容易馬上融入，我無法確定實際的成效。但在課堂期末，當修課學生寫下教學回饋時，不少人提到「希望得知更多實際的案例或作法，能夠實際改善勞工處境」。這多少說明了學生的確產生了學習的動機，勞動人權教育還大有可為。
 

三、串連學生在「教育階序」中的不利處境
 

 最後，或許並非所有學生都有工作經驗（特別是倘若面對的學生是中小學生）。又或者，學生們只把既有的打工經驗作為「一時」，並不認為需要嚴肅地看待它。但就是沒有或不重視「勞動經驗」，他們至少有「教育經驗」。而兩者之間實際上有著重要的連結。基於此，我們或可在推動勞動人權教育時，試著串連學生在「教育階序」中的不利處境，作為出發點。

 在美國學者Samuel Bowles和Herbert Gintis合著的左翼教育理論經典著作《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中，他們提出了：教育系統和經濟系統中的社會關係，之間會有一種「符應」（correspondence）的關聯；階層分殊的職場環境，將需要有等第嚴明的學校系統來配合；上下從屬的職場關係，也會複製到學校之中鞏固威權師生關係。

不論「符應理論」是否為真（這是教育社會學理論界的一大爭論課題）。重點在於，普遍來說，學生的確能感受到在教育中面臨的階序等第關係，認知到自身的「位置」為何，別人對這學校科系或文憑的「評價」高低，並且把它和未來的工作「出路」好壞所相連結起來，甚至因此而焦慮和不滿。例如，儘管是中小學生，老師和家長也經常諄諄教誨地說：要好好念書，將來才可以有好的工作。而成績不好的學生，則被標籤為「沒有未來」、「只能做藍領工作」、「人生無望」的一群！？

勞動人權教育要挑戰的正是：作為關係中「弱勢的一方」，他們面臨的壓迫處境，不代表就是「正當的」。不論這個關係是「面對資本被剝削的勞工」、「面對學校被歧視的後段生」，或是「面對主流被排擠的弱勢者」，我們需要一種試圖站在勞工、後段生、弱勢者一邊的教育。

 當我們的學生能夠嚴肅批判：社會系統豈可施予教育中的失敗者這麼大的焦慮與挫折？質疑這種鼓勵「優勝劣敗」的文化，到底是對誰有利？思索這和普遍受雇者勞動處境的受壓迫狀況，又有什麼樣的關連？……漸漸地，一種轉化主流評價並且孕育平權社會的可能，漸漸就會萌生。換言之，學生不只是帶著「經驗」進到教室，他們更是帶著「傷痕」進來，需要教師一同陪伴來在細細審視，而透過這過程來根本克服其勞動或教育的困境。
 

小結：勞工運動與勞動教育的辯證發展
 

 以上只是筆者在這次實驗性的課程中，累積的片面心得，有待更系統性的嘗試，促成更完整的經驗分享。

最後一項提醒是：如果我們目標是能夠大規模地發展勞動人權教育，甚至進一步改變我國教育對工作環境的改革影響；這其實同時也取決於我國的「勞工運動」是否茁壯發展，使其足以促成勞動人權教育的發展？這點恐怕比發展勞動人權教育的「政府意願」，來得更為關鍵。

 綜觀各個資本主義國家，教育系統基於政府或資方的掌控，多半仍是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傳遞所服務，並不大可能提出多激進的勞動教育內容。這是政經體制對教育系統設下的限制。舉例來說，學校或許能夠教導學生勞動法令，但卻不大能夠明白討論勞資不平等背後反映的生產關係與剝削問題，更不會放任校園成為學生壯大其勞權抗爭的基地。或許少數有一些實施了相對進步勞權教育的國度（例如北歐、法國、德國），但其前提都是有強大的勞工運動作為後盾，成功施壓了政府，要求貫徹勞工權益的思想在教育系統當中，才有可能。

馬克思在〈論費爾巴哈提綱〉中寫道：「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認為改變了的人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的產物，──這種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這段話巧妙地例示了結構與行動的辯證關係。是故，究竟要先有勞工運動，才有勞動教育？還是有了勞動教育，才會更有勞工運動？這彷彿「雞生蛋，蛋生雞」的爭辯，其實意義不大；不如說，運動與教育兩者是互相強化的關係，也缺一不可。

面對全球資本肆虐橫行的當下，我們其實需要同時探詢兩者茁壯發展的可能。台灣勞動者的處境究竟能否改善？教育究竟能否扮演什麼樣的積極角色？這是一個有待勞工階級自身積極奮鬥，也有待進步勞動人權教育的普及發展，在現實中以行動來回答的課題。

[1] 根據立法委員林為州在2016年2月的質詢稿指出：「依我國目前相關法規之規定，未有將基本勞工教育納入各級學校之課程，而僅有大學相關專業學系有開設相關內容課程，使人民對於自身勞工權益意識相對薄弱，又依勞動部104年統計，我國青年就業人口77.4萬人，占全國就業人口的6.99%，103年5.7萬職災案件中，青年勞工職災就達7968件，占比13.87%，顯示初入職場之青年因對於自身勞工權益不了解而發生職災比例較其他年齡層勞動人口多，為加強未來增加之勞動人口，勞動教育推行有其必要性。」顯示不只涉及勞工薪資待遇，就是基於職業安全考量，勞動教育都相當有「向下紮根」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