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柏儀（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社運工作者）
揭露校園真相的人本調查報告
體罰、髮禁、強制第八節… …等學生權利受侵犯的現象，究竟什麼時候才會遠離台灣的校園？
2013年11月，人本教育基金會發表調查報告，以針對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五都」國中小學生進行的校園問卷指出：體罰、不准下課、強制第八節、髮禁…等現象，依然怵目驚心地存在於台灣的校園裡。
人本的調查報告摘要指出：
「體罰--101學年度，五都國小學童之體罰率，以臺北市（37.7%）比率最高，且都高於二成四的比率；五都國中學童體罰率，普遍來看仍高於兩成。」、「五都轄內幾乎均有接近九成以上的學校「存在」體罰問題。」
「不准下課-- 101學年度，五都國小學童表示老師會罰『不准下課』的比率，以台南市（78.7%）最高，但其它四都也均接近或超過六成；五都國中部分，以新北市（45.5%）最高。」
「早自習考試—每一都幾乎都有九成以上的國中生有在早自習考試過。其中每周考3次以上，頻率最高是台中市，有62.7%。」
「第八節課－五都國中生有參加第八節課課後輔導的比率，以台南市（89.7%）最高，其中有七成六以上的學生是全班統一參加。」
「髮禁－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三都的國中生有超過七成的國中學生表示學校會檢查頭髮。」
人本相關的調查已歷經多年，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稍微了解台灣教學現場的人們，對這結果應也不至於太意外。這些「老問題」仍存在台灣，始終難以落幕，反映了台灣教育現實的積習難改，令人嘆息。
如果我們想要告別這樣的狀況，我想有兩個部分，值得進一步思索：一、究竟是有什麼樣的「結構原因」，讓這些問題始終常存在台灣校園？二、作為這社會中的一分子，我們究竟能做些什麼，得以有效改變這些現實？
反體罰，也反背後結構原因
種種學生權利受侵犯的議題中，「體罰」大概是最受各界矚目的議題。反體罰的運動在台灣，至少從1980年代即開始。歷經民間長年來大規模的調查、抗議、檢舉、立法…，直到今日，儘管體罰已被立法明訂禁止，但竟然還是有高達兩到三成的國中小學生，得在棍棒的要脅下求學成長？甚至種種侵犯人權的新興「處罰」如「不准下課」不斷增生。這著實令人難以忍受。
還記得，2006年初，長年投入台灣教育與社會改革的周聖心女士等人，曾經在一場民間教改營隊中提議：能否來推動一場真正能「終結體罰」的大遊行？她和當時與會的我討論到，如何能邀請中學生站出來參與？還記得當時她說，「雖然這不容易，但如果能畢其功於一役，真的讓台灣再也不會有體罰，那實在是很值得的」。
那時候我剛考上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經常思考的是，反體罰必須要反對到背後的社會結構問題，才能克盡全功。當時我猶疑了許久，回應她說：「體罰問題牽涉到許多結構性的社會問題，例如階級社會與教育資源分配不平等下人的競爭壓力。某種程度來說，支持體罰的老師和家長也是有些非不得已。如果不改變這些結構和文化，體罰實在不容易被改變」、「以比較會被體罰的國中學生為例，甚至有些人是自願被體罰的。要他們為此站出來，就我所知，多少是有困難」…。
她聽到了似乎有些失望，後來在眾人皆有他事要忙之下，此「大遊行」也無疾而終。回頭來看，台灣青少年、兒童在學校被體罰的現象，雖有趨緩，但竟繼續延續至今。「社會結構」或許不該是藉口，而應當是得更積極行動的認識。反體罰現象，與反對維持它存續的社會結構，應當並進。
其實，校園中的體罰、髮禁、第八節等問題，雖然的確和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有關，但並非不可能被改良。遲遲不變，原因在於一來極力訴求改變的力道還太小（特別是還缺乏來自中學生有組織的力量），保守力量卻相當堅固，而且深藏在各個學校教室中的毛細孔裡。二來在於問題被處理得不夠徹底，分析也不夠深刻，導致這些問題儘管偶有鬆動，有些小修小補（例如：「零體罰」入法、政府宣示「廢除髮禁」…），但「大幅度改變」的局面始終還未來臨，作為「幕後黑手」的社會結構也未被正視。
行動方向的發想
怎麼辦？如果我們不希望到下一代子女還是得面臨類似的問題，我們實在還得更投入能量，作出一些具體的變革。藉著這篇文章，我嘗試思索一些，當下可能做、或許也應當做的行動方向：
一、協助打造以中學生為中心的教育與社會改革小團體。中學生不是對他們的處境沒有感受、沒有不滿，而是缺乏經驗和資源，將他們的不滿用社會運動的方式展現出來。倘若既有的進步公民社會能量（例如：學運團體、社運團體、工會、學生會、家長會、教師會…等），願意投入一部分的人力物力，定期舉辦以中學生參與為主軸的各式議題營隊、課程、聚會，並且再以此接觸到的中學生，組織起來發展倡議行動，以及投入進一步的擴大營隊、課程、聚會…，要樹立一個個永續經營的中學生社運小團體，並非不可能。
而其中，就可以是有中學生自己來針對在校園中遭遇的種種壓迫，採取倡議行動，甚或接受申訴，跨校串聯。隨著網路興起，我們也看到世界各國的中學生，有越來越多參與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的經驗。台灣不會是例外。
二、有計畫地倡議，要求政府改善學權狀況。在過去的經驗中，對於學生權利受侵害的種種問題，不論是政府對此的保守態度，或是公務員的怠於執行，的確相當令人失望。然而，一部分的學權訴求，已經僅是「落實法令」的問題，缺的是大規模檢舉與監督（如教育法令明定的「零體罰」、「廢除髮禁」、「禁止強制第八節」、「落實法定課程標準」要求）；另一部分的學權訴求，則也並非不可能突破，只是有待社會壓力的動員（如「舒緩升學競爭活動」、「廢除強制早自習」、「降低學費」…等）。
各級學校畢竟在法制上高度受政府管制，比起「企業」更受監督，並非沒可能在公眾施壓下被改變。如果有一個民間經營，能將各種違法狀況公開的「網路申訴系統」，讓官方與學校有所壓力，應該有助於問題改善。
學生權利的法令仍有相當大的改良空間。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學生髮禁」，也是學生與教改團體自2001年至2005年多次動員抗議下，才促成了教育部發布命令：「學生髮式屬基本人權範圍，學校不得藉故檢查及懲處」，儘管還有待監督落實[1]。至於其他尚未被挑戰的議題（如「強化競爭壓力的升學制度」、「強制服裝儀容規範」），若有更多、更頻繁的群眾倡議行動，相信也都有變革可能。
三、指向結構問題。種種如體罰、罰站、不給下課、髮禁、第八節… …等學權問題，看似瑣碎，每個學校又有些許差異。但實際上，它們背後都面臨著類似的社會結構，才會讓這些現象延續下來。常被提到的原因是，「升學競爭壓力」與「威權管教文化」在台灣長存，才使種種問題難以被改變。但深入入看，核心原因其實更在於「資本主義」政經體制。是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人們得面臨著經濟與地位的不平等分配，作為相互競爭的勞動力商品，若不奮力投入競爭，則得落入失業、貧困和沒尊嚴的苦境。於是，家長和部分學生在「為了將來」的考量下，支持嚴酷管訓、擁抱升學競爭，並不意外；不少教師也與此同謀，縱容種種校園亂象的長存，只為提升自己班級的升學績效。
這些結構問題不容易單靠「政府介入」就有所改變，而必須是根本改變政經體制。解放了環境，才能解放了人。因此，在倡議過程中，或可試著少談點「權利」，多談點「結構」，思索教育問題與整體社會問題的連結，作為追尋根本解決問題的出路。這部分或許較為抽象，需要更多左翼大眾知識份子來參與發展[2]，但並非不可能，或不重要。
四、和台灣的「工會」力量串聯。工會是受雇者階級的代表團體，也是保障工人權益的組織。一般來說，工人階級的子女往往是這些學生權利問題上，更容易受害的對象。例如，他們在學校中比起資產與中產階級子女，經常表現得「更不合乎主流期望」，以至於更容易受到種種體罰或懲罰對待──儘管這種「不公平待遇」，不常被意識到[3]（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稱其為工人階級子女因為缺乏適當的文化資本，導致在教育過程中遭遇「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
而且，倘若如前所述，學權問題的核心來源之一，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體制問題。那麼，受壓迫學生們和工人階級的團結努力，則顯得更加重要，才可能撼動資本主義體制。教改團體值得和台灣工運團體、各大工會聯盟、教師工會有所合作。這實際上也是歐美國家的常態。舉例來說，美國、英國近年都有大力推動「反對標準化測驗」的教師工會、家長、學生、社會團體聯盟。
我們期望著，當前權利仍受侵犯的學生們，從學生時代就從改變自身的教育環境開始練習，挑戰種種壓迫；在解放自身並認識壓迫根源的過程中，進一步覺察到參與各種社會運動的必要，不論是性別、種族、環保、人權…運動；並且在未來成為受雇者後，投身勞工運動之中，一同加入挑戰資本主義體制的行列。
這或許是條漫漫長路。讓人想到魯迅所說的：「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學生的解放，當然也是如此。
[1] 相關經驗，可參考筆者拙作：〈髮禁怎麼廢除的？一個由中學生以社會運動方式改變校規的實例〉，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93期，2013年11月。（網址：https://m.facebook.com/notes/por-yee-lin/髮禁怎麼廢除的一個由中學生以社會運動方式改變校規的實例/659213694109886/）
[2] 反對體罰和社會主義者的關聯，往往較少被注意到。然而，英國學者Kevin Marton所撰寫的《Socialism and Education in Britain: 1883-1902》一書中，特別處理了歷史上這一議題的連結：「…H. Jennie Elcu在《The Clarion》即寫道：當要打學生的時候，老師往往展現了『對打扮較好的孩子較多的考量』。社會主義者是和工人階級站在一起反對體罰的。...社會主義者會參加學校管教改革社團，並和其他人們一同致力於終結體罰。...在社會主義者興辦的周日學校（Sunday schools）裡，體罰是被禁止的。」（頁69）原因在於，Marton提到的：資本主義教育系統存有著階級偏見，「一個驚人的事實是：不少孩子之所以被體罰，其實是因為他們的貧窮背景。」（頁69）社會主義者當然無法忍受此種壓迫工人階級子女的教育暴力。
[3] 主流教育體制所懲罰的學生，除了往往是針對工人階級學生外，學生的種族與身體障礙狀況也有所影響。在Human Rights Watch（人權監察組織）於2008年針對美國各州進行的體罰研究《A Violent Education: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in U.S. Public Schools》，即發現：社經地位較弱勢的「非裔美國人」曾受過體罰的比例，相對於白人群體都來得高至少1.4倍。「非裔美國人女性學生」被體罰的可能，比起「白人女學生」高上2.1倍。身心障礙學生曾受體罰的比例，也比一般學生高。（可參考：https://www.aclu.org/human-rights-racial-justice/violent-education-corporal-punishment-children-us-public-schoo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