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簡華明(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勤務指揮中心主任，私立玄奘大學兼任講師(人權課程))
《書籍資料》
中文書名：合理的懷疑－從辛普森案批判美國司法體系
英文書名：Reasonable Doubts：The O.J. Simpson Case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作 者：亞倫．德蕭維奇(Alan M. Dershowitz)
譯 者：高忠義、侯荷婷
出版社 ：商周出版公司
出版時間：2001年(民國90年)
《書評》
壹、前言
1994年6月12日，美國知名的黑人足球名星辛普森（Simpson），涉嫌謀殺了其白人前妻妮可（Nicole）及前妻男友等二人。辛普森被控殺妻案，堪稱為美國90年代最受囑目的刑事案件，當時所謂的「世紀大審判」（Trial of The Century），翻騰了整個美國社會，並將整個國家的人民，捲入這場挑起種族傷痕的審判當中。然而，絕大多數的美國白人仍然相信辛普森有罪；相對地，美國的黑人則是一面倒地認為辛普森是無辜的。
另外，「辛普森案」最令人無法理解的是，辛普森雖然在刑事判決中，獲得陪審團無罪判定而開釋；然而，在被害人家屬所提出的民事賠償案中，辛普森卻是獲判敗訴，必須賠償鉅額的金錢，二者截然不同的結果，亦令人稱奇。因而，一般人民很難瞭解，國家的司法體制究竟是如何地運作，才會導出此一令人匪夷所思的判決結果。
貳、本書內容介紹
由「商周公司」出版的「合理懷疑－從辛普森案批判美國司法體系」這本書，是由美國法律界如同NBA職籃明星麥可．喬登一樣神奇偉大的律師－亞倫．德蕭維奇（Alan M. Dershowitz）所原著，而由高忠義、侯荷婷等人翻譯而成。亞倫是哈佛大學教授，亦是知名的人權律師與法律評論家，曾擔任美國重要的人權團體－「美國公民自由運動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ties Union）」的理事，其亦曾為許多的死刑犯充當義務辯護工作。亞倫在美國憲法、刑事訴訟程序、人權及證據法等方面素有專精，並長期在美國各大媒體發表法律評論，著有許多的暢銷書，其言論犀利、雄辯無礙，堪稱最敢言的律師。雖然亞倫擔任「辛普森案」的夢幻律師團成員，但其自許本書是寫給眾多慎思的觀察者，對於那些堅定相信辛普森謀殺了妮可及其男友的人，其認為並非想改變他（她）們的想法，而是要幫助其瞭解為何美國的刑事審判制度，會得出與他（她）們所相信的事實大不相同的結果，進而能認同陪審團的確做了正確而妥適（correct and just）的無罪判決。同時透過本書解釋，即使在陪審員都認為辛普森在事實上「做了此事」之情況下，卻仍能在法律上及正義上，合理地判決他無罪。作者亦表示，當初同意加入辛普森的辯護律師團，主要是因為不論本案是正面或負面的，這個案子確實能作為教育美國公民，甚至是整個世界的教材。
本書共分為10章，各章內容介紹如下：
第一章、傳言滿天飛－辛普森案早在審判前就已經決定了嗎？
第二章、發現真實－刑事審判的目的在尋求真相嗎？
第三章、真正的警察會說謊－為什麼警察不據實公布搜索及逮捕過程？
第四章、陪審團的懷疑是否合理？
第五章、種族因素的影響更甚於性別嗎？
第六章、媒體舞台上的法庭大戲－為什麼一般大眾的觀點與陪審團的認知之間有如此大的落差？
第七章、金錢能夠換取無罪判決嗎？
第八章、檢辯雙方的角色－檢察官與律師都只專為他們的當事人辯護，而枉顧正義嗎？
第九章、如果陪審團判決辛普森有罪呢？
第十章、一件開「惡例」的「大案件」？
第一章至第二章重點介紹
辛普森殺妻案，就像其他許多的案子，不管電視攝影機如何拍，輸贏早已在法庭外決定了，甚至早在審判還沒開始前就決定了。對許多美國人而言，辛普森案儼然成為司法制度的越南－揭露出令人不忍卒睹的弊端。辛普森案不只觸動了永無休止的激情與仇恨，也引發最令人感受壓力的平權問題，以及刑事審判制度無效用的普遍質疑。
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翰．哈藍（John Harlan）曾在1970年溫緒（Winship）案判決時說：「在刑案中，我們要求必須達到沒有任何合理懷疑的證明，才能定罪。這項要求是基於我們的根本價值觀認為，誤判一個無辜的人，比錯放有罪的人更糟。」哈藍更進一步解釋：假如刑事審判的證據標準僅是「優勢證據標準」（此為民事訴訟的證據標準，意指如有51％的證明，即可勝訴）而已，而不是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雖然縱放有罪被告的風險較低，但卻會因事實認定錯誤，而誤判一個無辜者有罪的風險，大幅地升高。就辛普森一案而言，陪審團並非就辛普森「他幹了那件事」與否來投票，而是判定檢察官所提的證據，是否足以排除一切「合理的懷疑」，而相信被告確實犯下了這項罪行。
英美法系的刑事審判，主要採用當事人進行主義來解決爭端，在這種制度下，無論那一方都會依循法律途徑和倫理規範，想盡辦法打贏官司。或許長期對抗下來，會有助於真實的發現，但是在實際的案例中，卻未必總是讓真相浮現出來，這種方式也未必被大眾接受及瞭解。作者更舉出審判期間的某個晚上，其曾在欣賞音樂會大廳中，遭受一名婦女趨前向他叫囂：「你根本沒有資格來欣賞音樂，你根本不關心正義，你只在意怎麼打贏官司。」作者當下回應其質疑，並謂：「妳只對了一半，當我是代表被告的律師，我的確是想要贏，依循一切公正、合法、合乎倫理的方式，這就是我們國家伸張正義的作法，雙方都想辦法贏，這叫做當事人主義。」
第三章至第四章重點介紹
絕大多數的美國民眾，尤其是白人，都深信辛普森殺害了妮可等二人，根據華盛頓郵報在判決後進行的民調發現，有70％之美國白人認為辛普森有罪，63％之民眾認為陪審團的判決出於偏見。就全國的民眾而言，有60％的人認為辛普森有罪，56％的人「不贊成」判決結果。因而，很多美國人將陪審團的無罪判定視為「種族主義的」、「錯誤的」、「令人厭惡的」、「非理性的」，並且是「愚蠢的」。
在辛普森一案中，伊藤法官對「合理的懷疑」，做了以下的定義：其不僅是可能的懷疑而已，任何與人相關的事物，都存在某種可能或想像的懷疑。「合理的懷疑」即是指整個控訴中，在經過對所有的證據，全盤地比較及考量後，陪審團心裡仍無法全然確信檢方所控訴之事實。本案最初的法律爭點，是警方在沒有搜索票之情況下，闖入辛普森的住處是否合憲？另外，作者非常質疑處理本案之一名刑警富爾曼，因為其對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婚姻憎恨程度，是毫無理性的種族偏見。再者，回到案發的前10年，在1985年，富爾曼即曾至辛宅處理辛普森對妻子之家庭暴力案，對未能當場逮捕辛普森而耿耿於懷。因此，當1994年發生妮可被謀殺案，富爾曼又是最初至辛普森住處，通知其前妻已被殺害的四名警員之一，作者即強烈質疑該警員偽造出辛普森襪子及其後門上的血漬，乃至於辛宅後院的血手套等，無非是栽贓的作法。在這個案件中，作者一直認為至少有五名警察及一名高階主管，串通好編織一個掩飾實情的故事，欺瞞大眾有關他們執行搜索扣押的真相，換言之，警方試圖構陷一個有罪的嫌犯。
即使如此，很多的評論家指出：在命案現場所發現一些不利於辛普森的證據，包括：辛普森的血跡、毛髮、鞋印、手套等，即使排除了所有在辛普森家宅中找到的那些可疑證據，仍足以定辛普森之罪。再者，於辛普森住宅內發現他的血滴，以及在野馬跑車上發現的辛普森及兩名被害人之血跡，乃至於長期的婚姻失和行凶動機等，都足以確定辛普森的罪嫌。但檢方所提出的上述證物，均被辯方以「相關性薄弱的證物」一一駁倒，認為這些證據只能證明辛普森早期曾在妮可的住處活動，與後來的凶案並沒有關聯。而在辛普森住宅找到的血液，很難據以定罪，因為有可能是出於輕微的切傷或刮傷，一個人的血滴，本來就很容易出現在住家裡；再說，手套亦與辛普森的手掌大小不合。而車子裡所採的血液量非常地少，如果一個犯下謀殺案的凶手隨即駕車逃逸，留下的血滴絕不會如此少。比較值得關注的是，作者認為即使陪審員相信被告有罪，但是他（她）們卻拒絕加以定罪，因為根據警方刻意偽造的證據，而定被告的罪，是絕對錯誤的，最終即形成了「陪審團的廢棄」（jury nullification）之結果，也就是陪審團拒絕依其認為不公正的法律，來判定被告有罪，即使是事實均顯示被告有罪之情況下亦同。
第五章至第六章重點介紹
作者認為：在美國的刑事訴訟制度中，種族議題一直是個顯著的特點，從警察如何對待某人犯，到州長決定是否為死刑犯減刑等，都與之密切相關。作者因為對種族問題有很濃厚的個人色彩，尤其在死刑的議題上。因此其質疑：因種族因素而差別適用死刑，是否違憲？作者極力反對基於加害者的種族因素，而差別地適用死刑的運作方式，因為黑人殺死白人比白人殺死黑人，更容易被判死刑，死刑制度依其差別適用的執行方式，違反了憲法的「平等保障」條款。
在辛普森案中，種族因素對陪審團心裡的影響，仍是高於性別因素之影響。在這個12名陪審員中，有9名女性之陪審團，檢方試圖激起她們對被害女子之同情，並且提出妮可過去是如何地受到辛普森家庭暴力之證據。然而，辯方則是向有9名黑人的陪審員提出證據，說明警方因為種族因素而偽造、變造證據，以及作假證詞，並且在本案的偵查及起訴過程中，屢次有違憲之行為。有些陪審員承認辛普森的獲判無罪，本案警方惡行的證據，遠比辛普森家庭暴力的證據，更具有關連。
為什麼許多民眾對於事實的看法，會與陪審團的看法有如此大的出入，因為這個案子有二場完全不同的審判，一場是在陪審團前進行，一場是在社會大眾前進行的。作者因而認為，媒體在此一法庭大戲是從不缺席的，並且不斷複製及強化許多影響深遠的迷思，其中最致命且普遍流傳的即是：為了打贏官司，辯方必須證明整個洛杉磯警局、聯邦調查局，以及檢驗血液樣本的實驗室人員等，都參與了大規模的設局同謀。甚至有專欄作家用誇張的筆調來嘲笑辯方的論證：
「當有疑問的時候，就辯稱對方串謀；當有雙重疑問的時候，就辯稱對方串謀及不適任。換句話說，警方可以聰明到設下網羅，來構陷辛普森，但是卻笨到將血液樣本，當作跟麥當勞得來速拿到的調味包一樣地處理。也就是，既說警方串謀構陷，又說警方不適任，就好像是嫌菜不好吃，卻又嫌份量太少一樣。」
第七章至第八章重點介紹
辛普森案判決宣布後，最常聽到的批評就是：金錢決定了審判結果。的確，有錢人比窮人能得到更好的法律扶助，這表示我們的司法體系有嚴重的失誤之處，但改善這種不公平的方法，並不是剝奪有錢人跟資源龐大的州政府相抗衝的條件，而是提供窮被告更多的資源，讓他們也能公平地打官司。雖然任何刑事案件必然會有弱點，而高價的律師費，可以用律師無限的調查資源，不斷地找出這些弱點，因而有：「合理的懷疑需有不合理的價錢」之譏。但作者卻不苟同此點，其認為在一個罪證明確的案子裡，沒有任何價格可以買到合理的懷疑；然而，在勢均力敵的案件中，金錢所能買到的調查及其他所需資源，確實能夠讓判決結果在有罪或無罪之間，有著很大的影響。
辛普森的財富，讓他擁有一組12人的辯護律師、3個調查員及6個鑑識專家，這些世界首屈一指的鑑識專家（包括李昌鈺博士），挑戰每一項州政府所提的鑑識證據每個細節，亦即「證人」比「律師的三寸不爛之舌」，更能在勢均力敵的案子裡發揮影響力。因而，作者認為：當辯方有適當的資源，能夠站在對等的地位上積極挑戰檢方，則較能促進真實的發現，如果司法要保持天秤的兩端平衡，辯方就應享有與檢方對等的資源。
第九章至第十章重點介紹
時間會證明辛普森案的判決，是不是製造一個大惡例的開始，毫無疑問的，這是美國19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刑事案件，它牽涉了最具爭議性的：虐待配偶、種族政治、經濟地位不均、科學發明、對律師的批評及資訊立即傳輸等問題。的確，這是個很棘手的案子，對被害人的家庭、被告及其家人、對法官、律師、警方、媒體，乃至於社會大眾等，均是如此。判決結果更是遭受誤解及不受歡迎，因為有那麼多人近距離地看了這麼多本案不尋常的一切，它確實對一些人的判斷力有負面的影響。
在辛普森案判決後，民眾廣泛地討論整個司法體系出了什麼問題？有人呼籲降低檢方的舉證責任，不要再以「排除合理的懷疑」為標準，好讓被告能夠以不那麼嚴格的證據被定罪。當然，也有要求接受多數決制的陪審團判決、廢除陪審團隔離制，並允許陪審員在證人作證結束前訊問證人。同時，亦有建議一方面保留陪審團制進行審判，另一方面亦採行大陸法系的專業法官制。此外，也有人建議採用英國式的審判規則，限制媒體的採訪自由及言論自由，並且在審判時不要進行電視轉播等。更有建議限制律師酬金的上限，就好像限制選舉經費一樣。
參、心得與省思
辛普森案發生在1994年的6月，其後的無罪判決，激起美國社會極大的餘波盪漾。在複雜的司法體制下，會有如此的判決結果，不單是我國人民有如霧裡看花、摸不著頭緒，就是其本國人民亦無法理解，才會造成如此大的震撼。甚至在1995年10月3日上午判決前的幾個小時，當時的美國總統柯林頓，更聽取辛案可能引發的國家安全及種族暴動的報告，洛杉磯市也全面安全戒備。而判決前的時刻，全國人民幾乎都停下手邊工作，聚在電視機前凝神聆聽判決結果。可以說單一的司法個案，會在美國有如此大的擴散效應，應是該國錯綜複雜的歷史因素聚合使然。
在我國，民國80年3月台北縣汐止曾發生吳姓夫婦命案，此案雖在84年2月對蘇姓等3名共犯判決死刑確定，但在民國92年1月13日的再審案宣判中，3人獲得平反、當庭無罪開釋。而在同年的2月6日因蘇案宣判，打鐵趁熱修正公布的「刑事訴訟法」中，特別將辛普森案中，美國的一些刑事訴訟法則，具體地增訂於我國的法律條文當中，其中最重要者，即是「無罪推定原則」及「嚴格的證據法則」等二大部分。依據「無罪推定原則」，檢、警、調等偵查機關負有舉證責任，而對於被告所蒐集之犯罪事實證據，必須達到「超越合理的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的證據標準，被告才有可能被判有罪。另外，依據「嚴格的證據法則」，有所謂的「毒樹果實理論」（Fruit of Poisonous Tree Doctrine），即違法手段所取得之證據，因缺乏程序正當性，故須將此一證據予以排除適用。在辛普森案中，可以看出辛普森的辯護律師亞倫（即本書作者），最為在意者，即是其堅信刑警富爾曼因為嚴重的種族歧視，而以種種的栽贓手段，陷辛普森入罪。辛普森案最後能被陪審團判定無罪，與辯方堅持「證據排除法則」，而能獲得陪審員一致的認同，至為密切。
而在種族問題上，雖然我國憲法第7條明文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平等權」一直是人權奮鬥史中，最重要的一項。然而，民主法治水準高度發達如美國者，猶不能免於辛普森案所帶來的種族問題之纏繞糾葛，況乎我國？相較於美國，我國目前同文同種，且膚色一致情形下，當無種族歧視的問題，且標謗「人權立國」的此時，當致力於營造人權的基礎建設，以促進族群及性別的和諧、消弭任何形式的歧視及差別待遇為首務，惟有如此，才能達到實質上的平等及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