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梅君（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如果你問我：「生活在資本主義經濟社會體系下，幸福快樂嗎？」，我會這麼回答：「那要看，你問的是誰？」有錢有權，未必過得快樂幸福，但一貧如洗，長期失業的人，大概談不上什麼快樂與幸福，也很難有自信與自尊。很不幸，資本主義社會體系的貧窮或失業，恰是與資本的發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擴張，如影隨形地相伴相隨，成為系統性的風險，如同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Beck於「風險社會」一書中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充斥著各種風險，沒有任何人可以保證這一輩子可以安定安全且無虞。
而諷刺的是，與這無所不在之系統性風險同時存在的意識型態或價值觀，恰恰是其對立面之個人主義這套優勝劣敗的獎懲體制同時共存。我們的教育系統、就業系統、婚姻系統…無不充斥著優勝劣敗的殘酷競爭，當你落敗下來時，你會被清楚告知，你的失敗是你自己不夠優秀，而非社會結構制度虧欠於你！這種歌頌成功、懲罰失敗的意識型態充斥著資本主義社會，唯一最終的仲裁者是「財富」（或更直接點講是「金錢」），馬克思在影響後世深遠的「資本論」中曾有如下兩段分別引自沙士比亞及索福克勒斯的劇作內容，恰恰為這種「拜物教」下了相當精準的註解：
“金子！…寶貴的金子！只這麼一點點兒，就可以使黑的變成白的，
醜的變成美的，錯的變成對的，卑賤變成尊貴。老人變成少年，
懦夫變成勇士…
這黃色的奴隸可以使異教聯盟，同宗分離，…
它可以使竊賊得到高爵顯位…”
“這東西可以使城邦毀滅，使人們被趕出家鄉，把善良的人教壞，
使他們走上邪路，作些可恥的事，甚至叫人為非作歹，幹出種種罪行。”
偉哉斯言！這個時代的是非與價值嚴重錯亂，金錢萬能的拜物教思想，少有人能脫離其掌控，只因為「財富」其「物」竟然可以連凌駕一切之上，左右支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命運，擁有了該物，如同有了一個得以自由穿梭全世界各地的通行證，缺少了它，不僅寸步難行，更經常吃「私人禁地，非請莫入」的閉門羹。
這篇短文無法就資本主義各個面向的荒謬逐一討論，有限篇幅想來談近幾年來爭議不斷的基本工資的問題。自民國72年至今總共調整過19次，其中87年後到96年間凍漲了十年。每一次調整，均引發極大的勞資紛爭，企業主擺明了的態度是：整個經濟環境不佳，不宜加重企業成本，以免成為企業關廠的最後一根稻草；部分學界也主張調高基本工資並無益於受領基本工資的邊緣勞動者，甚且可能因提高基本工資後，雇主反而減少或不用這類邊緣勞動者了，造成愛之卻害之的結果。
而勞方一方面從台灣勞動生產力一直持續提升，然勞工薪資未見同步成長甚至倒退的角度，要求薪資成長；另一方面從人權的角度切入，訴諸道德制高點，藉以爭取社會的同情與同理，形成輿論壓力來迫使資本集團讓步。這兩種說法都說服力不足：其一，勞動生產力的成長雖由勞動力所推動，但背後尚有企業經營效率、管理模式、機器設備精進等因素的共同協助，因此這部份爭議往往淪為各執一詞的局面；其二，人權的道德訴求，向來甚難打動資本家集團。因此在論述上必須另闢蹊徑，以使提高基本工資的訴求，能站在堅實合理的基礎上。
九0年代已降，全球化經濟競爭日益熾烈，企業採取各種手段以降低生產成本。在各種手段中，雇用彈性為其一，縮減研發支出與教育訓練經費為其二，特別是在第二種手段下，企業不願自行栽培新手，只想從市場找到已準備好的勞動力。在此情形下，政府與產業界對勞動力市場做出「有準備的勞動力」之呼籲，就一點也不意外。然而同時問題也來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企業只想雇用有「有準備的勞動力」，但是這些有準備的勞動力顯然不會從天而降，而是必須經過培育生產的過程，這段培育勞動力的過程，究竟是誰的責任呢？是勞工？是企業？是政府？回答這個問題，就得繼續問：企業招募勞工，是否有設定資格門檻，而那個資格門檻是什麼呢？
如果企業現在普遍設定雇用的學歷門檻是大專院校畢業，則我們不禁想問，台灣九年義務教育到國中畢業，從國中畢業到大專畢業，中間還有6年～8年的教育，目前是由家長自行負擔，因此吾人當然想進一步請問：企業提供的薪資水準是否足以讓台灣的父母親有能力供其子女接受高中甚至大專以上教育？如果答案是許多勞工的薪資，在應付基本的生存上，都已經捉襟見肘，則遑論能夠支付子女接受高中及大專以上的教育機會了。這表示雇主要雇用高中及大專院校畢業生，但卻沒提供養成費用，這豈非佔了大便宜？或許有人會反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將來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因此受益者要自行負擔，亦即「使用者付費」的說法，若是這個說法，則吾人不免要進一步追問：究竟誰才是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雇主？國家？勞工？在知識經濟的年代裡，全球化底下經濟競爭日益激烈，各國關鍵競爭力所繫者，即在於高等教育所培育出來的人才，因而雇主與國家從高等教育所獲得的好處，絕不亞於勞工個人，但在高等教育日趨市場化/商品化的情況下，高等教育的培育成本卻主要落在個人及其家庭身上，換言之，目前的實際狀況哪裡是「使用者付費」？經濟學家常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但諷刺的是，現實裡，雇主恰恰是那個經常白吃午餐的人！
當然這個現象不是台灣獨有，美國也有同樣的情況，根據美國一家知名的人力資源研究機構（Burning Glass），從逾2萬筆線上徵才廣告統計調查，發現無論是哪個產業與哪一個地區，許多原本毋需學士學位的工作，如牙科保健員、貨運公司調度員、索賠調查人等等，最低學歷要求已「升級」至大學！[1]台灣究竟是如何呢？具主計處的調查統計，總體而言，企業僅要求國中及以下學歷的比例僅4.3％，高中職學歷為33.9％，專科比例為10.1％，大學21.7％，由此可見，企業求才的資格中，有三成以上是要求具有大專學歷，但義務教育僅及國中而已，因此吾人不禁要問：作為最大受益者的雇主，是否提供了足以讓勞工家庭得以培育子女接受更高教育的薪資？
前述問題的回答，不妨從就學貸款的統計來考察。根據官方統計，台灣高中職及大專以上學生就學貸款的人數，近年因少子化之衝擊，因而在貸款之絕對人數上有下降，但高中職就學貸款的人數在99年高達99,379人，大專以上貸款人數於98年最多，高達352,471人。換言之，四、五十萬的台灣學生之得以取得高中職以上的教育機會，是以就學貸款為前提，這凸顯的事實是，企業給付勞工的薪資裡，沒有新生代勞動力養成的這一塊成本，這個成本擺明了是要這些中下階級家庭自己想辦法，這難道不是企業明目張膽的佔台灣中下階層家庭的便宜嗎？
從另一角度來談，薪資必須內含培育子女之教育費用的理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底下，作為生產要素之一的勞動力，與其他生產要素（例如機器、設備、廠房、原料等等）同被當成商品看待，若果如此，則勞動力這種商品的價格，至少必須是能使這個勞動力得以再生產出來，亦即勞動力的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簡單的說，工資作為勞動力的對價，必須要能負擔得起勞工的生活必需，所謂生活必須至少包括：(1) 滿足勞動者本人的各種食衣住行所需，以便每日持續可以精神飽滿地上工；(2) 得以生養子女，以便未來有新生勞動力可替換；(3) 勞動者自己的和子女的教育費用，特別在資本主義日益成熟的階段，對於勞工技能知識的要求日益精進，因而教育培訓費用也得內涵於工資中。這種生活必須，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因著國家發展程度，生活水準的提升及風俗、習慣等來決定。
從這三項需求是否得到了滿足的角度來檢視，勞工獲得的勞務對價，究竟是等價交換？還是不等價交換呢？越來越多的勞工是領基本工資的薪水，這基本工資的薪資水準是否能滿足勞工本人及其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亦即第一項及第二項需求，實已是大考驗，更遑論滿足第三項需求了！而近十幾年來，台灣出現越來越多所謂的工作貧窮者（Working poor），即相當比例的中低收入戶（法定貧窮戶）竟然是有工作，但工作所獲薪水過低，以致於無法使其個人甚至家庭脫離貧窮的困境，這個現象很明顯呈現台灣企業主提供的薪資水準非常的不合理！。
因此近來有學生社團及民間組織要求課企業紅利稅，專款專用於下一代勞動力的養成教育費用上面。從勞動力更新運用的角度，這部份負擔豈能放在所有仍在貸款的學子肩上呢？
以上簡短篇幅嘗試論述勞工團體要求調漲基本工資的主張，既無須訴諸企業家的道德良心，也不必陷入爭取生產力提升之經濟果實的紛擾中，調漲基本工資的訴求完全是呼應資本主義的商品邏輯，如此而已！
[1]詳全文 鉅亨看世界─學歷該不該-財經新聞-新浪新聞中心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30225/90315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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